我生长在北京，今年已经77岁了。

24岁那年，我从北京第二医学院(现为首都医科大学)毕业，分配到了陕西佳县。1984年，我加入中国共产党。退休前，我是陕西省榆林市佳县人民医院副院长、儿科主任医师。退休后，我依然留在佳县，为佳县群众服务，现在每周一、三、五仍然坚持在医院义务门诊。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这么大年纪了依然坚持出诊？我的答案是，自己是一名医生，是一名党员，我的天职就是为群众服务。作为一名党员，没有退休年龄；作为一名医生，为病人解除病痛也没有退休年龄。

我还记得，我是上世纪60年代末到的陕西佳县，当时佳县是陕西省有名的穷县。面对和北京天壤之别的自然条件和工作条件，我会选择这一条为佳县人民服务50余年的路，并且坚持下来，有几个原因：

一是毕业的时候，我在学校里已经向学校、向党承诺过，服从祖国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说到就要做到。

二是我刚到佳县的时候，了解到佳县缺医少药的状况，了解到佳县人看病难的情况，以及一些风俗习惯对人民健康的危害。所以，我觉得那里比任何一个地方都需要我，所以我选择了继续在那里干。

三是佳县那个地方是革命老区，那里的人民虽然穷，但是特别的纯朴，他们一次次感动了我。在我因大出血产生严重贫血的时候，是那里的人民给我输血。在我初到佳县的时候，不到十里路的出诊，就摔了几十个跟头。来到病人家里，给病人看病，用了两天两夜的时间，使那个孩子转危为安。孩子的妈妈熬了一夜，给我做了一双千层底的布鞋。我那时候感觉到了家的温暖，感受到了这鞋上的一针一线都是佳县人对我的爱和心疼。

还有，就是当地的老百姓对我的信任。对于有的病人，我们真的已经无能为力了。而这些病人在生命弥留之际，他们不是叫着自己家属的名字，而是叫着“路大夫”，然后把他的妻儿老小托付给我。这一次次的感动促使我真的舍不得佳县人，我暗自承诺：要在这里为佳县人民服务50年。

我的初心就是为群众解决病痛，所以我在那里克服了很多困难，度过了喝水关、走路关、虱子关和劳累关。在这50多年里，我牢牢记住自己的服务对象就是并不富裕的佳县人民，所以在医疗工作当中，我始终坚持少花钱治大病、不花钱能治病的原则，方便群众。半夜来病人，我就半夜起来；吃饭的时候来病人，我就立刻放下饭碗；有病人来了，我虽然发着高烧也要支撑着爬起来，在自己的炕上给孩子们治病。我的手机从来不关机，因为我就怕病人有什么急事。对于所有咨询的问题，我都会一一回答，万一我没有接到电话，我也都会给他们一一拨打回去，了解病情。时间长了，佳县的老百姓就有这么一句话，说“路大夫就像拴着线的风筝，只要我们一拉线，她就会很快来到我们面前，有她我就放心”。

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那是一个乌云密布的中午，当我推开医办室的门，准备下班回家的时候，我和一个抱着孩子的老汉撞了个满怀，他的孙子吃了满满一瓶子的盐酸异丙嗪糖衣片，我们立刻开始了抢救。洗胃、导泄、输液……等所有的抢救工作做完以后，孩子转危为安了，我才记起，我还没有给女儿做饭。那个时候，已经是下午两点钟了，外面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起了大雨，我立刻冒雨跑回家，看到7岁的女儿蜷缩在放煤的石床底下。当时我的眼泪真的夺眶而出，抱起了孩子，孩子却说，“妈，你别哭，我没有淋上雨，只是打雷的时候有点怕。”

过去我是期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这里的医疗状况，现在真的都实现了——

70年代，我们在农村开办新法接生的培训班，使得村村都有新法接生的接生员。80年代，我用人文医学的理念和严格的科室制度创办小儿科，培养起一批儿科专业医师和专业护士。现在，我们佳县村村通公路、村村有卫生室，为农村的急诊病人赢得了抢救时间。佳县农民因为穷看病难的问题已经不存在了，也解决了因病返贫的问题。还有医联体、远程会诊等措施，我们佳县的老百姓能在家门口就得到大城市专家的医疗和救治。

我只是一名县级医院的医生。但我相信：把每一件平凡的事做好，小岗位也能做出大贡献。做人民满意的医生，是我们的初心，也是我们永远的追求。一路上，我就这样走来。

（口述/路生梅 整理/实习记者 韩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