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在我小时候，佩戴红领巾的“红小兵”（即现在的少先队员）是孩子们尤其是男孩子羡慕的对象。爹说当“红小兵”得先上学，我就嚷嚷着要上学。1969年，二哥带着8岁的我去学校报名。登记完名字，我怯怯懦懦地对老师说：“俺想当‘红小兵’戴红领巾。”老师听了乐了：“要长到12岁才能加入哩。”爹安慰说：“只要你好好学习、懂事听话，过几年，就给你发个红领巾。”

刚上学的日子是新奇、快乐的。为了早日戴上红领巾，我干什么事情都积极又认真。令我记忆犹新的是，一年级的那年暑假，我们挎着篮子，在贫下中农协会主席的带领下，去地里捡麦穗。我岁数虽小，但活干的一点也不少。那年，担任村干部的父亲在村里组织了三个专业队：成立了林业队，保护河里的树木；成立了修桥队，我们出村、下地干活再不用蹚河了；而在我看来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成立了一支修建学校专业队。在大家的努力下，八间崭新的教室亮相在村西头。升二年级时，我们搬进了新教室，破旧的长条桌也换成了新桌凳。搬家如过年，学生们甭提有多高兴了。

现在适龄少年儿童都可以加入少先队、戴红领巾，但那时名额有限，得选拔。除了看学生的成绩和日常表现外，还要看其家庭的成分。1973年春节开学后，老师召开班会郑重地遴选“红小兵”。我们班大约有十来个名额，经由大家投票选出。由于我平时干什么都很积极，学习成绩名列前茅，统计票时我的名字下画了好多的“正”字——我入选啦！第二天，老师为我们举行红领巾佩戴仪式。为了增加仪式感，老师用彩色粉笔在学校院子里的黑板上画了一面红旗，我们排成队站在红旗下逐一接受老师授予我们的红领巾。那一刻，我无比激动，心中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为烈士扫墓带来的精神震撼

戴上红领巾的岁月是快乐而美好的。记得那年的清明节，学校组织我们前往石家庄烈士陵园为白求恩大夫扫墓，由于要花钱，我没敢报名。爹知道了这事后对我说，“花钱也要去，白求恩是毛主席《老三篇》里专门写的那位加拿大医生，为了支援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牺牲的，你要去接受教育。”

这次活动全家人都很重视。记得当时从我们县到石家庄市的火车票是1元2角，来回2元4角。爹给了我3元钱，二哥也给了我2角钱，那是他在公社砖厂干活的伙食补助。娘和姐姐找来纸，帮我扎了几朵小白花。爹给了我一个装满热水的军用水壶，那是曾跟随他南征北战的装备。晚上，我特意把红领巾洗了、晾干、叠好，又放在枕头底下压平，兴奋地折腾了大半夜。次日，天刚蒙蒙亮，娘就喊我起来吃饭。她还用干净的手帕包了一大张白面饼、四个玉米面饼子，作为我这两天的干粮。春天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我现在都不知娘是从哪儿找来的白面。我们乘坐火车到了省会石家庄。从农村初到城市，一切都是新奇的。一下车，车站大喇叭广播的全是激昂人心的革命歌曲；走在大街上，随处可见穿着绿军装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我们一行从火车站步行到华北革命烈士陵园，站在白求恩烈士的墓碑前瞻仰鞠躬，每个人都献出了自己精心准备的小白花。带着崇敬和好奇，我将烈士纪念碑和墓碑上的所有烈士的事迹都认真读了一遍。让我感动的是，安眠于此的烈士，很多人来自很远的地方。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他们的年龄永远定格在了二十来岁……我眼含热泪，被烈士们英勇牺牲的精神所感动。在此之前，我认为参军作战的爹是很了不起的，电影《地道战》里的老支书是了不起的。而那次祭扫烈士墓，我进一步了解到成千上万的革命前辈和烈士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换来了幸福的生活。

第二年清明节，学校又组织我们去邯郸市晋察冀鲁豫烈士陵园扫墓。这次我又了解到了八路军高级将领左权将军的事迹。戴着红领巾，接受了两次革命教育后，我对党、对人民军队的了解进一步加深了，一粒红色的种子在我心田里生根发芽了。

从红色书籍中汲取营养

两次为烈士扫墓的经历，也让我对红色书籍、电影产生了浓厚兴趣，进而开始在村子里淘书看。从那时起，《大江风雷》《红岩》《红旗谱》《烈火金刚》等书籍走进了我的心田，滋养了我的精神世界。至今，阅读红色书籍仍是我最大的业余爱好。

记得有一次，我无意中看到了一本书，被书中的情节感动得稀里哗啦。但那本旧书没有了书皮，又缺失很多页码,我自然不知道其书名。我只记得内容涉及大别山、解放战争、八爷爷等信息。我一直在想：这到底是什么书？主人公的结局如何？之后的几十年中，我每到书店、图书馆、书摊，都要根据内容寻找，均无果。互联网发达后，我才有了寻找方向，得知该书名叫《破晓记》，但很多书店都没有该书。2020年，单位一个年轻人终于从网上淘得一本送给我。得到书的当晚，我爱不释手，近30万字的小说，连夜一气读完。之后，我将之放在床头，一有时间仍反复阅读，回味书中的感人情节，被书中所展现的大别山人民矢志不渝、前赴后继、坚定跟党走，为革命的成功付出巨大牺牲的精神所感动。

红色书籍中英雄榜样的力量，激荡着我的心田。这年，村里要修水坝，学校组织参加劳动。我们的任务是从河滩上拣鹅卵石，装筐抬到大坝上。每组同学有的捡石头，有的负责装筐，力气大的两个人抬筐。我咬着牙和同班一个大我几岁的同学负责抬石头，抬了半天，肩膀都红了，中午娘看见了心疼。我乐呵呵地说：“俺是‘红小兵’，不怕苦，不怕累，有的是劲儿。”

1975年，我上了初中，告别了小学生涯，也告别了红领巾。红领巾带给我精神的力量，也为我人生的起始点指明了方向。让年幼的我懂得了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也更加珍惜每一天的时光。

红领巾精神伴我一生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一晃几十年过去了，红领巾戴在胸前的时间虽然只有短暂的三年，但红领巾精神对我的影响却是一辈子的。幼年心田里扎下的红色情结，陪伴着我辗转在各个工作岗位上。

参加工作后，我的工作经历与红领巾、党史学习教育紧密相连。我先后当过公社少先队总辅导员、乡团委书记、县少工委（少先队工作委员会）主任、团县委书记等职。担任县少工委主任时，为了使全县少先队活动标准化、规范化，我专程到北京团中央学少部少先队用品中心购买红领巾、少先队鼓乐队乐器等物品。为了节省路费、运费，我半夜搭顺路货车到北京，深更半夜到市区装货，一次性为全县近三万名适龄少先队员配齐了标准化的红领巾和少先队标识用品，并建起了少先队鼓乐队，这为少先队开展活动创造了条件。

在县政协工作期间，我支持、组织各界人士挖掘、整理、编写、出版本地革命文史资料，联系出版当年南下干部的革命回忆录，组织政协委员参观瞻仰本县及太行老区西柏坡等地的众多红色遗址、纪念馆。2015年，我在本县某村下乡蹲点期间，了解到该村很多人在战争年代参加了革命。其中几个早期的党员有的还是革命先驱李大钊的学生。他们宁死不屈、英勇牺牲的事迹非常感人。经比对党史资料得知，一名烈士的四合院还是我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成立的地方。1932年，我县成立了四个农村党支部，其他几个旧址均难以找寻或不复存在，因此这处旧居十分珍贵，必须加以保护、开发、利用，作为本县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基地。这个事情由县政协委员连续两年作为县政协全会的重点提案被提出。我为了保护、修缮、建设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纪念馆的事情而多方奔走、呼吁。之后，我又牵头组织部、宣传部和所在乡镇向县委写了专题报告，经县委常委会研究，决定拨出专款，修缮、建设我县的首个农村党支部纪念馆。之后，又联系烈士后代搜集、征集革命文物，发动全村、全县群众捐献文物资料，发动党员企业家捐款……历时两年，一座可供全县群众参观瞻仰、中小学生接受红色教育的革命纪念馆于2019年6月29日揭牌了。当前，正在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纪念馆成为我县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课堂。

回首过往，这个党史纪念馆的建设倾注了我儿时红领巾的情结。是红领巾精神的长期影响和成长中所汲取的革命历史教育，推动了我对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视，这也算完成了我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对党史学习教育阵地建设的心愿。我希望新时代的广大少年儿童，珍惜眼前的幸福生活，在胸前鲜艳的红领巾的陪伴下，播下理想和信念的种子，打好人生底色。

（作者系河北省临城县政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