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种根基比扎根于人民更加坚实，也没有一种力量比党政军民团结更加强大。对于人民战争问题，古今中外军事家都进行了长期的思索和探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前人经验基础上，从中国国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的人民战争制胜思想，并在战争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可以说，人民战争思想有着深厚的思想渊源和丰富的实践基础。

人民战争思想承载中华文明积淀。中国古代先哲提出“民惟邦本”“民为君本”“民贵君轻”“攻战之本，系乎民心”等思想，都强调了民众对社会和国家的决定性作用，强调了民众在战争中的主体地位。《孙膑兵法》指出“兵不能胜大患，不能合民心者也”，荀子提出“民齐者强，民不齐者弱”，汉代淮南王刘安认为“众之所助，虽弱必强；众之所去，虽大必亡”，这都深刻阐明了民众的力量是巨大的，战争的胜负取决于人心向背。历史上一些兵学论述也都说明了团结和发动人民从事战争的重要性，例如《管子》指出“与民为一体，则是以国守国、以民守民也”，《孙子兵法》中“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生，可以与之死，而不畏危”“上下同欲者胜”等等。由于历史条件和阶级的局限性，中国古代先哲大多站在统治者的立场观察和思考问题，对人民群众在战争中地位作用的认识，大多局限于抵御外敌入侵或扩大生存空间等特定战争需要，还不可能彻底地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进行战争，完全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拥护，这就是人民战争思想的早期形态和历史渊源。

人民战争思想蕴含深厚理论基础。西方著名军事家若米尼在《兵法概论》中第一次使用了“人民战争”概念，指出：“只有是全民参加的战争，或者至少是在全民中精神振奋而决心捍卫自己独立的、占绝大多数的人参加的战争，才能称为人民战争。”克劳塞维茨在其代表作《战争论》中不仅使用了“人民战争”的概念，而且从“民众武装”角度对其作了详细阐述，指出“民心和民意在国家力量、军事力量和作战力量中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因素”。他们虽然在战争实践中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巨大作用，从理论上得出人民战争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战争发展走势的结论，但却仅仅把人民战争当作战争的一种斗争手段，没有揭示出人民战争产生和形成的真正社会根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科学阐明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地位作用以及人民战争的阶级本质，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战争观，即“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为了正义和人民的事业，战争指导者必须把组织和武装人民群众作为基本的指导思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这种人民战争观点，揭示了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在争取自由与解放的斗争中，运用人民战争这种形式去赢得最终胜利的基本方向。

人民战争思想闪耀真理光芒。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继承并极大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人民战争观，找到了战争的力量源泉，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战争思想。毛泽东同志深刻指出：“要进行革命战争，必须发动、组织和武装人民群众”，在《论持久战》又明确提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兵民是胜利之本”“人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等一系列著名论断，深刻揭示了人民战争的客观规律、力量源泉和克敌制胜的精髓要义，科学系统回答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在无产阶级军事力量相对弱小的特定条件下，如何解决依靠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取得战争胜利的根本性问题。

人民战争思想彰显实践伟力。人民战争思想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全过程，开创了无数战争壮举。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党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斗恶霸，使长期遭受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和剥削的广大农民翻身做了主人，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被充分调动起来，保田参军、支前参战，多次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实行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敌后建立和发展根据地，创新人民战争战略战术，开展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游击战，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放手发动和武装群众，在物资极度匮乏、环境异常艰苦的年代，解放区百姓用最朴实的行动支援人民军队，“三大战役”支前民工高达854万。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们举国动员、迎战强敌，党政军民团结一致、农工商学万众一心，在爱国主义旗帜下汇聚成“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钢铁洪流，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报名参军参战、踊跃捐献物资、不惜代价援战支前，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无论是举国之力研制“两弹一星”，还是八方支援抗洪抢险、抗震救灾，无论是集中力量脱贫攻坚，还是全民抗疫共克时艰，人民战争的磅礴伟力都充分彰显。实践反复证明，无论时代如何发展，人民战争思想永远不会过时，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一真理永远不会改变，人民群众永远是我党我军的坚强后盾和力量源泉。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军委政法委原中将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