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傍晚时分，知悉白化文先生仙逝的消息，颇感意外。怅然之中，找出先生赠送的七八种签名本，重温先生的华章，昔日与先生交往的一些场景，又浮现眼前。在北大教授群中，白先生并不是声名特别显赫的那一类，但其为人为学却又个性鲜明，尤其是在他身上有一种特别的“范”，那就是格外在乎礼数，言谈举止都讲究一个老礼。如今，这种“讲究”已属稀缺，而随着白先生以及他这一代人的离去，再去领略这种“讲究”，恐怕就更难觅其人了。怀想之中，思绪难抑，把这份感受记录下来，作为对白先生的敬意与纪念吧。

记得中学时代，我就读过白先生编注的一本“古文选”之类的书，确切书名记不清了，但“白化文”这个名字却深深地印在脑中。后来才知道这是白先生的笔名，行世后影响反超本名白乃桢，所以就借办身份证之机将笔名“转正”了。白先生有专文《我的笔名与姓名》，讲述自己的小名、大名、字及笔名的来历、含义等，文字轻松幽默，一派“白氏风格”。而我在中学毕业十几年后，终于有缘得识白先生本人，且还可以近距离地请益，这是当初未曾想过的事。

白先生是信息管理系（前身为图书馆学系）的老师，作为中文系的学生，我们能有机会亲近他，接受他的指导，完全是因为两位老师的关系。白先生与褚斌杰先生、费振刚师都颇为相契，友情甚笃，先秦两汉专业硕士、博士论文的开题、答辩等场合，总不少了白先生这位“常委”。白先生慈眉善目，语出诙谐，总能给严肃的答辩会带来一丝轻松的气氛。我们这些后生的文章，难免粗疏浮浅，但白先生一贯秉宽厚之心，以鼓励为主，从不吝溢美之词。所以，只要白先生当评委，我们的心里就踏实许多。白先生在《追忆褚斌杰学长二三事》中就说：“这十几年，蒙褚大学长不弃，遇事总是想着我。即以博士生答辩而言，他和费振刚学长的学生答辩，差不多都传我参加。每次都以胜利通过结束。其实，我是答辩委员中最不负责的，对于论文，自诩‘学习孙权’，‘观其大略’。”“不负责”，自然是白先生的谦辞，对论文中存在的问题，他从不姑息，常常三言两语，便能直指要害所在。记得我自己的毕业论文，为了凑字数，将一些本该舍弃的资料也塞到文中，白先生明察秋毫，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食而不化”的做法，令我汗颜不已。但对我在搜集资料方面所下的功夫，白先生也给予充分肯定，称许我在文献方面的训练，还吩咐我单独拷贝一份论文所附资料给他。白先生的指导，让我进一步加深了对文献意义的理解，论文修订出版时，我对材料重加审查，删掉了那些可有可无的部分。

白先生自幼便与北大有缘，在沙滩时，家就住在离红楼不过百米远的胡同里，经常出入北大，耳闻目睹过很多稀罕事；1950年考入北大中文系时，老北大的学者大多都还在校教书，如罗常培、俞平伯、唐兰、章廷谦、魏建功等先生的课，他都赶上了。有此独特而丰富的经历，白先生对北大乃至老北京的人和事可谓见多识广，满腹都是掌故。白先生在《熏陶——从沙滩到未名湖》一文中，就讲到这段心迹：“从沙滩到未名湖，留下了我近50年的足迹，留下了我从青年到老年的绝大部分足迹。留下了我求学、恋爱、工作、建立家庭直到退休的足迹。现在，我仍怀着对往事极为留恋的感情，绕着未名湖锻炼遛弯儿。”

在学术上，白先生涉猎面较广，在多个领域都有建树，尤其是在敦煌学及佛学方面，成果丰硕。在白先生身上，最让我难忘的，能让我不时回味的，是他言谈举止中的那些“礼数”，那种古风。他的这些礼数，在某些追风者眼中，或不无陈旧之感。但我以为，在白先生本人，讲究这些礼数，是他自幼熏陶出的一种修养，是已经内化了的无意识。如果再讲得宏大些，也可以说是传统文化在他身上的传承与体现。

白先生的这种“礼数”，最直接的一个表现是在称呼用语上。在这一方面，以我有限的观察，从未见白先生逾过矩。对自己的老师一辈，他总以“老师”相称，不得不涉及名字时，必称字而不道名；用到第三人称，也一律用老北京话中的“怹”。在较为正式的场合，如2010年的“纪念林庚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等，白先生发言时只要提到老师名讳，都要起座欠身，以示敬意，如是者再三。我感觉，白先生这样做完全是自然而然的习惯，而绝非如仪的形式。就称呼问题，我曾当面请教过白先生：现在的老师们已不再有“字”，如果送老师书如何称呼才合适。白先生解释说，如今已无“字”，只写姓即可，虽然有些大姓易重复，但老师本人是明白的，只是以后不好考证。我见过白先生夫妇二人联名送给林庚先生的《行历抄校注》一书，写的就是“林老师叱正”，遵循的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原则。

对平辈，尤其是北大中文系出身的，不管是同班，还是高几级或晚几级，白先生都言必称“学长”。我注意到，无论是会议发言，还是形诸文字，白先生经常提到的几位，如褚斌杰（50级）、傅璇琮（51级）、程毅中（51级）、袁行霈（53级）等先生，一律尊称为“大学长”。如果要统计一下白先生文章里的高频词，“学长”应该算一个。

对晚辈，白先生的“礼数”也从不稍减。在第二人称上，不管对方多么年轻，总是用“您”，这也算是一种老北京范儿吧。我在校园中几次遇到过白先生，只要见到了，几米开外，白先生就会哈一哈腰，大声说：“今天见到您很高兴！”同时早早伸出手，热情地握一握。

毕业以后，我与白先生还有过几次较为密切的接触，更加深了对先生的了解。2010年1月9日，“《观澜阁丛书》首发品读会”在北大图书馆举行。下午会间休息时，我趋前问候白先生，并呈上由博士论文修订而成的《淮南子考论》一书。见书，白先生开口便说：“搞我们这一行的，早就知道这书出版啦，就是找你也找不到。”此书是2009年7月出版的，我原打算等有机会面呈各位答辩老师以显诚意，故此没有及时寄送。白先生的话令我颇感意外，也有几分感动，毕业都八九年了，白先生还记得这篇不像样子的论文，怎不令人心生涟漪？此次趋谒，我还特意带着先生所著《负笈北京大学》一书，想请先生签名。看到书，白先生说“这是你自己买的，不是我送的”，落笔时特意斟酌一番，写了“借花献佛”四字。我知道，这也是典型的白先生风格，只能“笑纳”这几个字。第二天，“林庚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在英杰交流中心举行，午餐后，我先送费振刚师到畅春园，再送白先生回紫霄园。路上，我向白先生请教了几个他文章中提及但又未充分展开讲的北大旧事，他娓娓道来，让我大饱耳福。到家时，白师母李鼎霞老师早已准备好《闲谈写对联》《楹联丛话》等书，白先生签名后赠我。我深知，这赠书也有白先生对我微劳的犒赏之意在焉，他不想在人情上留下亏欠。

2013年2月，白先生托人转告，希望得到一套由我责编的《唐代四大类书》。闻此，我迅疾与白先生联系，在电话中白先生表示“话出口又后悔了，这书部头大，很贵”。我告诉白先生，我有富余的样书，不会作难，而且这书能入老师法眼，说明有用，对我的工作也是一种肯定。如此一番解释，才打消了白先生的顾虑。2月9日，正是农历除夕，上午我驱车来到白先生府上，送上《唐代四大类书》及几种目录学方面的书。而白先生也早已将《楚辞补注》《佛教造像手印》《汉化佛教与佛寺》等几种著作签好名、盖好章，作为回礼赠送给我。大概也是因为岁末了，白先生舍得放下手头笔耕的活，和我多聊了会儿家常。以往我对白先生的感知，仅限于书斋里的一面，对我这些生活琐事的关心，让我感受到了白先生另外的一面，感受到了他的通达与古道热肠。宋人“开明练达，遇事如破竹”一言，庶可用于此时的白先生身上。

壬辰除夕那次见面后，似乎再未见过白先生。想白先生年事已高，上门求稿者又多，我没敢再打扰，只是偶尔从费振刚师那里获知一点他的消息。今年春天，费师也遽归道山，眼见老成凋零，能不生今昔之慨乎？而更令人怅惘和深思的是，今日燕园之中值得后来者不断品味的学人与风景，尚有几许？

（作者系清华大学出版社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