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以下简称服贸会）即将召开。

在全球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国内疫情形势仍有反复的背景下，如期举办服贸会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彰显了我国推动高水平开放的信心决心，体现了我国支持全球抗疫合作、推动世界经济贸易复苏的大国担当。

过去几十年，中国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给全球经济带来了什么？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世界经济复苏需要中国服务贸易提供哪些实践经验？围绕这些话题，我们对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进行了采访。

探索、智慧、决心

记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促动我们将持续40余年的“目光向外”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0世纪90年代初，汪尧田教授与您在《世界贸易组织总论》中所定义的服务贸易是基于全球化视野的，那么今天我们再讨论服务贸易，您认为和20年前我国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相比，应有哪些新的发展？

周汉民：1948年1月1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简称关贸总协定）正式成立，意图重建世界贸易秩序，消除各国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其后关贸总协定被世界贸易组织取而代之。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世界贸易组织与1945年二战后成立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全球经济体系的三大支柱。

1986年9月，关贸总协定部长级会议在乌拉圭的埃斯特角城举行，这场会议历时7年半，于1994年4月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结束。

乌拉圭回合谈判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是推动WTO于1995年1月1日成立，因应了世界贸易和经济发展的重大变化。

1986年，与中国政府申请“复关”同步，我的恩师、当时已年届七旬的汪尧田教授准备在上海外贸学院发起建立“关贸总协定上海研究中心”（后更名为WTO上海研究中心），中心最后是在1988年正式成立。汪先生出任主任，我任常务副主任。在汪先生谢世后，我接任主任。1992年，汪教授与我合著出版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总论》（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这在当时国内尚属拓荒之作；1995年，我们又合著完成了《世界贸易组织总论》，在这本书中，我们对世贸组织项下有关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定义以及重要意义都提出了自己鲜明的阐释。

WTO与关贸总协定的重要区别，在于WTO明确将国际贸易一分为三，分别是货物贸易、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

我们所说的服务贸易，在乌拉圭谈判之前几乎没有确切的定义，在谈判之后至今数十年间，成为世界贸易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WTO曾预测，到2040年，全球服务贸易份额可能提高50%，事实也是在朝这一方向发展。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的这1年多时间里，世界贸易中货物贸易出口金额巨幅下降，去年全球达到16万亿美元，降幅为14%。尽管服务贸易出口额也有下降，但总量已达到4.75万亿美元，降幅为6%。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服务贸易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不可替代性。

就我国而言，我们是世界贸易第一大国，货物贸易是第一大国，服务贸易也在快速发展中。

WTO将服务贸易分为了15个大类，100个子项，而这100个子项的不断开放，是当今世界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中国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实现了服务贸易所有领域的开放，而且在规则制定和与时俱进中也作出了重要贡献，最具体的例证是已经谈判成功、希望明年年初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它涵盖了世贸组织服务贸易的所有100个子项的开放，还新提出了22个子项，同时对原有100个子项中的37个项做出了进一步开放的规定。由此可见，全球服务贸易的不断发展，中国经济贡献了重要动力。

中国发展服务贸易硕果累累。“十三五”时期，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成就令人瞩目，服务进出口累计达到了3.6万亿美元，比“十二五”时期增长了29.7%，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地位进一步巩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达到了29.6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去年的54.5%提升到了55.7%，为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产业支撑。

在全球服务贸易规则制定中，我国同样需要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的应对之策就是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从前者而言，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消费市场、第一大货物贸易进出口国，将继续做实做深国内大循环；从后者看，我们也必须将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落到实处，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

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传递的信号十分明确——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闭，开放的步伐会更加坚定，浦东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引领区，在推动服务贸易进一步发展中将制定许多新的规定和鼓励政策。我认为，这正是我们货物贸易、技术贸易、服务贸易三者继续向前发展的动力所在。

同时，对应这三者发展，我国也搭建起了对外开放的三大展会平台——出口有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即“广交会”）；进口有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即“进博会”）；服务贸易有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即“服贸会”），这些安排，都充分说明了我们全力推进国际经济贸易发展的决心。

扩圈、抓手、义务

记者：在全球疫情肆虐叠加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之下，在“走出去”与“引进来”过程中，服务贸易是否更应成为传递减碳思路、甚至改变货物贸易游戏规则的“隐身利器”？我们又应抓住哪些新抓手？

周汉民：当前，我国政府在严格履行向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双碳”目标也为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勾勒了更为广阔的前途：一方面，货物贸易生产和运输环节要加快全面走向绿色；另一方面，服务贸易要加快服务绿色发展。

截至目前，我国已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碳排放权的交易本身就应是服务贸易的组成部分。刚才我提到，此前，世贸组织将服务贸易定义为跨境服务的15大类，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新发展格局的当下，服务贸易的传统分类恐怕已难以覆盖创新业态，比如现在就很难找到任何一类能涵盖碳交易的服务贸易。因此，中国实践正在为服务贸易范畴扩大、内涵深化和外延拓展作出新的贡献，而服务贸易的继续发展，也为国内“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了重要抓手。

在全球气候变暖已到转折点的今天，中国还是世界碳排放第一大国，落实“双碳”战略在这一人类历史上人口最多、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的最为坚决的绿色政策，我们要特别明了，第一，我们所谈的新发展理念、所推进的新发展格局都包含绿色要义；第二，我国已生效的民法典在其第509条第3款中明确规定了合同履行的绿色附随义务，体现了绿色原则对合同履行活动的责任约束。

未来，我们在实践中还可以围绕“双碳”目标，创设更多的规则，进行更有效的国际合作。

突破、坚守、期待

记者：旅游、运输、其他商业服务一直是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三大主要部门。结合当前内外部形势，您认为这三大块要取得突围式发展，应如何克服困难、变化思路？

周汉民：从进出口份额上看，当前中国服务贸易仍然是进口大于出口，这是符合国情的。从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来说，排名第一的是旅游，疫情前，2019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人数达到了1.55亿人次，海外消费金额两倍于美国游客的海外消费；其次是运输，由于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海上、航空运输全球领先，加之中欧班列，使得我国运输业取得蓬勃发展，领先世界其他贸易伙伴；在其他商业服务当中，我认为跨境电商服务一定会成为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极为重要的部分，现在就可见端倪。

而这三大服务贸易形式，无论是受疫情影响，还是受全球经济不稳定、不明朗前景的影响，都会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我认为我国要持续发展并加快服务贸易的势头，关键是抓住机遇。譬如针对疫情，世界公认疫苗依然是极为重要的防疫手段，我国国内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已超20亿剂次，同时，我国计划在今年努力实现对外提供20亿剂疫苗，这是一个壮举。这也说明中国疫苗依然是我国乃至全球防控疫情、恢复经济的利器之一，也是我国出口的重要物资。未来我们也应通过疫苗出口提供相关服务贸易产品的出口，而抗疫咨询服务就可能是一例。

至于运输领域，我认为无论是运输本身，还是运输保险等配套服务，我们有很多需要迎头赶上的地方。而在电商服务发展方面，中国当前最需要提升的是质量、品牌和售后服务，如果做得更好，中国服务贸易在全球的份额还将持续提升。总之，中国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潜力巨大，前途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