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的除夕夜，延安西北旅社的一间宽敞的窑洞里，冼星海受邀与来自前线的抗敌演剧三队的同志们欢聚。当听到诗人光未然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写成的《黄河吟》时，冼星海按捺不住地快步上前，把诗作紧紧抓在手里，并自信地表示“我有把握写好它”。

冼星海并没有急于动笔，他没有光未然那样的亲身体验，他要从光未然和抗敌演剧三队那里了解更多更详细的战地生活，以及船工生活和高亢激越的船工号子。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黄河大合唱》的旋律像酿酒一样在冼星海的脑海里发酵、蒸馏，终于，历时6天6夜的抱病创作，一曲气势磅礴、激昂豪壮的《黄河大合唱》，诞生在延安冼星海的土窑洞里。

在延安陕北公学礼堂举行的《黄河大合唱》首演，冼星海为使演出阵容更强大，合唱队增加到100多人，乐队又增添了好不容易搜罗来的几件乐器。为了增强演出效果，洋油桶也被改成了低音胡琴。更令人感叹地是，冼星海竟取下李焕之每天系在腰上的大号搪瓷缸，把合唱队员们吃饭的勺子收集起来放进缸子，让李焕之手持这独创的“打击乐”，使劲晃动出黄河奔腾呼啸的效果。

演出条件如此艰苦，但所有演职员以及观众都有着黄河怒吼般的抗日豪情。冼星海的指挥更是激情四射，尤其是演唱到《保卫黄河》时，他猛然转身，与观众互动，将观众的情绪调动得如同燎原的烈火，一时间，台上台下“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歌声海啸般响起。

在延安的演出，不仅感动了延安的军民，也感动了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及来延安的宾客。毛泽东看完演出，兴奋地为这部难得的抗战作品拍手叫好，听说冼星海为创作这部作品用坏了不少蘸水笔，就将自己的钢笔送给了他。后来冼星海赴苏联，临行前，毛泽东还在家中请他吃饭，为他饯行。

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副主任的李富春，听说冼星海为创作这部作品吃了不少白糖，想方设法解决了冼星海的吃糖问题。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为改善冼星海的居住条件，还专门给他拨出一孔窑洞；为方便他的生活，还为他配备了一名通信员；为增加他夜间创作的光亮，还送给他一筐蜡烛。

当周恩来回到延安看了《黄河大合唱》，赞赏之余为冼星海欣然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来到延安的国共两党抗日将领、爱国华侨、外国客人及各界人士看到《黄河大合唱》后，无不赞叹。美国记者斯诺写道：“在《黄河大合唱》演出散场时，我和毛泽东一起走了出来。他问：‘你觉得怎样？’‘好极了。在燕京大学听唱《弥赛亚》以后，这是我在中国听到的最好的大合唱了。’”

当《黄河大合唱》的乐谱传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合唱团开创了用英文演唱的先河。20世纪最伟大的男低音歌唱家保罗·罗伯逊，还在联合国成立庆祝大会的舞台上，用他浑厚深沉的嗓音唱响了《黄河颂》。在莫斯科，在日本，在加拿大，在旧金山，在芝加哥，在哈萨克斯坦，在新加坡，在澳大利亚……几十个国家都先后响起了《黄河大合唱》的歌声，即使跨越了几十年的时空，《黄河大合唱》仍在世界各地的舞台上激荡。

在苏联为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进行后期制作与配乐期间，冼星海在《黄河大合唱》的《创作札记》中写道：“一个《黄河大合唱》的成功在我不算什么，我还要加倍努力，把自己的精力、自己的心血贡献给伟大的中华民族。我惭愧的是自己写得还不够好，还不够民众所要求的量！因此我又写了第一交响曲《民族解放》和其他作品，但我还要写，要到我最后的呼吸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