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也是文艺的一生，同样还是勤于读书的一生。从《年谱》可知，他把工作之余的时间大多用于读书。他也在多个场合，向领导干部提出读书要求，倡导勤读书，多积累。有时，在一些很重要的政治会议上，他都会指示印发书籍供与会者阅读。

195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成都召开。这次会议历时18天。会议期间，毛泽东亲自批示印发了除规定文件如工作报告、决议草案之外的其他一些书籍。其中包括唐宋诗人咏四川的诗词56首，明朝人的咏四川诗18首。因此就有了著名的《诗词若干首》一书。

1959年7月1日，毛泽东同秘书林克读英语。其间还谈到李白、苏轼的诗。这一天，他诗兴大发，作《七律·登庐山》。他自己后来认为写得不错的诗句“云横九派浮黄鹤”就出自这首诗。次日，即7月2日，毛泽东在庐山住处召集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各协作区主任开会。会议讨论了18个问题。第1个问题却是关于读书。毛泽东在讲话中说：一、读书。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八月份用一个月的时间来读书，或者实行干部轮训。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对于县、社干部，山东、河北的想法，是给他们编三本书。一本是好人好事的书，一本是坏人坏事的书，第三本是中央从去年到现在的各种指示文件（加上各省的），有系统的编一本书。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麻烦。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去年有了一年的实践，再读书会更好些。

防止陷入事务主义，要花一个月时间读书，可见他对干部读书的紧迫要求。

1959年8月15日，毛泽东对汉代诗人枚乘的《七发》写了一篇评语，题为《关于枚乘〈七发〉》。其中谈道：“此篇早已印发，可以一读，这是骚体流裔，又有所创发。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据上游。”“首尾两段是主题，必读。如无兴趣，其余可以不读。”“我少时读过此文，四十多年不理它了，近日忽有所感，翻起来一看，如见故人。聊效野人献曝之诚，献之于同志。”毛泽东的这篇近乎论说文的批语和枚乘《七发》，作为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印发给与会者阅读学习。

1961年12月26日晚上，在钓鱼台12号楼召开会议，听取中央工作会议各组讨论情况的汇报。毛泽东在听取了关于形势讨论的情况后指出：“要告诉我们的外交人员，不管所在国的政府是否反动，一概不搞颠覆活动。苏联就是搞窃听，造谣，收买，干涉，颠覆，撤退专家，断绝关系，一共总有七八种。我们一概不搞。赫鲁晓夫怕鬼，越怕鬼，就越有鬼。他们欺软怕硬，应该是欺硬怕软。《西厢记》上讲惠明和尚有几段唱词，里面有‘我从来欺硬怕软，吃苦辞甘。’共产党人就应该这样。强凌弱，众暴寡，从来不得人心嘛。”27日，他批示将《西厢记》第二本第二折印发到与会同志中。这一折中，就有惠明的唱词“我从来欺硬怕软，吃苦辞甘”这样的荐书颇具深意，看似推荐古典戏曲的剧作，用意则是要通过阅读，参悟当时所面临的国际形势。

1961年12月29日上午，毛泽东批示机要秘书徐业夫：“这几首诗好，印发各同志。”这里的“几首诗”，是指《光明日报》12月28日发表的教育家吴研因的《赏菊》和钱昌照（曾任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七绝》二首。

吴研因《赏菊》

不期青女忍相欺，

老圃新枝竞吐奇。

秋色还如春色好，

西风莫漫撼东篱。

嫩红老紫百千盆，

蟠错如虬旷有根。

为证明年花更艳，

手题诗句待重温。

钱昌照《七绝》二首

芦台农场

麦苗肥壮谷登场，

谁信当年一片荒。

排灌齐全轮作好，

芦台今日是粮仓。

藁城农村

薯曝墙头菜挂檐，

棉田片片麦无边。

农村活跃歌声里，

绿女红男夕照前。

毛泽东把包括诗词在内的文学作品当社会材料来读，作为了解社会情况和时代风貌的佐证，可谓从理论主张到分析评价始终如一。他经常批示要求印发一些文学作品给有关同志，或一次会议的与会者，目的当然不是简单地欣赏艺术，上面两位作者的诗，一是刚刚发表的新作，再者，毛泽东推荐这些作品，目的是让大家了解时势，掌握信息，增强信心，启发思智。

读书，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如何处理读书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是榜样。既要从读书中来，又不因书而误了实际工作，毛泽东从观念上始终能够做到应付裕如。1960年12月25日，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聚餐时谈到自己如何处理读书与实践的关系，他说：长征中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有人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我就反问，既然说我是按照《孙子兵法》指挥作战的，想必你一定是熟读得了，那么请问，《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第一章开头讲的是什么？他哑口无言。原来，他也根本没有看过。后来到陕北，我看了八本书，看了《孙子兵法》，看了克劳塞维茨的书，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等。那时看这些，是为了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写《实践论》《矛盾论》，是为了给抗大讲课。他们请我讲课，我也愿意去当教员，自己做准备，结合实际讲，总结革命经验。

这就是毛泽东的读书观。结合实际，总结经验，理论联系实际，既要刻苦研读，又不为本本、教条束缚。这就好比他对待宋词中的豪放与婉约一样，喜欢豪放，又不废婉约。他鼓励领导干部多读书，包括多读文学书，既是为了提高干部文化素养，还希望能从读书中参悟历史经验，把握事物规律，提高处置急难之事的能力。他强调干部多读书，防止陷入事务主义，同时也经常强调要避免读死书、死读书，掉书袋，变成书本的奴隶。毛泽东的读书观，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启示意义。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