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文彬（1887—1942）是山东省高青县人。他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是我国北方早期工人运动的先驱和卓越领导人。他很早就开始接触革命思想，1920年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共“一大”前，经邓中夏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工人党员之一。曾在全国工会和党内任重要职务，为党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建立了不朽功勋，是党史和工运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

一、 跨入产业工人队伍

史文彬，乳名银子，字志卿，化名史志清。1887年11月29日出生于山东省青城县史家村（今高青县青城镇西史村）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史德森有些文化，史文彬自幼在亭子李村较为富裕的外祖父李思会家读村塾。1895年夏，黄河洪水泛滥，青城全境被淹，家中受灾。1896年，在舅父李连进帮助下，全家迁往济南靠开杂货铺为生。1899年前后父母相继去世。1901年，史文彬被舅父送到济南一所教会办的公益学校半工半读。1907年，转入济南十二马路公益铁厂做工。

苦难和坎坷，使史文彬既饱尝了生活的艰辛，又磨炼了他顽强的性格。在铁厂，面对厂主的剥削和工头的残暴，他常为工人鸣不平，与厂主、工头进行斗争。1912年夏，毅然发动工人进行反抗，这是山东乃至全国工人阶级一次较早的斗争。在铁厂斗争中，厂主勾结警察欲逮捕史文彬，他被迫逃离铁厂，隐藏在历城的姐姐家。1912年初秋，史文彬从历城到了长辛店，经人引荐和凭借自己熟练的技术，考进长辛店铁路工厂当了钳工，加入了产业工人的行列。他为人正派，办事认真，阶级觉悟高，技术精湛，善于帮助和团结工友，敢于同厂主、工头做斗争，深得广大工人的敬重和拥护，在工人中有较高的威望。短短几年，就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提起“史麻子”（幼时患有天花，脸上留有麻点），工人佩服，工头怵头。1915年，经工友介绍，与河北省定兴县张老增女儿结婚。

二、 参加“五四”反帝爱国运动

1918年，史文彬结识了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看到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读到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宣传革命的文章。特别是毛泽东先后两次到长辛店铁路工厂与史文彬等人促膝交谈，使他思想深受启迪，眼界不断开阔，并且悟出一个道理，那就是：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要想不受欺压，就得起来向剥削阶级展开坚决的斗争。

“五四运动”爆发后，史文彬立即组织工人以实际行动支援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副厂长刘家骥是卖国贼曹汝霖的女婿，平时横行霸道，欺压工人，史文彬组织一批工人，抬着煤油桶，焚烧了刘家的大门，一向作威作福的刘家骥仓皇逃窜。他还积极组织“救国十人团”、各界联合会，开展“提灯会”游行，勇敢地投身到反帝爱国运动中。同年冬，在史文彬的倡导下，开办了“夜班通俗学校”，他亲自担任语文教员，向工友讲授文化知识，宣传团结奋斗和救国救民的道理。

三、 中共一大前光荣入党

1920年，史文彬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工人阶级中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杰出代表。他积极配合李大钊开展工作，思想觉悟不断提高。1920年冬，李大钊派邓中夏等到产业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发动工人参加革命斗争，史文彬结识了邓中夏。通过平民教育演讲团活动，史文彬深受教育，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在协助邓中夏等人创办劳动补习学校过程中，因开办经费少买不起桌椅板凳，他积极组织募捐。学校成立后，史文彬被选为校委会委员。李大钊、邓中夏等人经常到校讲课，以通俗生动的语言既教文化，又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史文彬在参加管理学校的同时,也积极带头参加学习，无产阶级觉悟进一步提高。

1921年5月1日，长辛店2000多名铁路工人和来自天津、保定等地的工人代表举行纪念“五一”节大会，通过了成立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的决定和俱乐部章程。大会结束后，史文彬亲自带领工友高举“劳工神圣”“八小时工作”等旗帜，高呼“劳动万岁”“五一节万岁”等口号，举行示威游行。其声势之大,被邓中夏称赞为“中国空前未有的真正的工人群众的示威游行”。“五一”节过后不久，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史文彬被选为委员长。长辛店工人俱乐部被《共产党》月刊称赞为“不愧乎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同年6月，在史文彬的指导下，津浦铁路局济南机厂李广义、黄锦荣成立山东省第一个具有工会性质的工人俱乐部。史文彬逐步成长为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正如邓中夏所说“无论按阶级成分，按觉悟程度，按为人的诚恳实在，史文彬都是最可信赖的一个”。中共“一大”前，经邓中夏等人介绍，史文彬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第一批工人出身的党员。“一大”之后，北京区委成立，史文彬曾参加区委领导工作。

1921年8月，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史文彬任北方分部委员会委员。10月，长辛店建立了党小组，次年8月，建立了党支部，史文彬任支部书记。

四、 领导“二七”工人大罢工

史文彬入党后，奋斗目标更加明确，工作更加积极主动。在厂内，史文彬带领工人开展了斗监工、打工贼、撵厂长、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工人生活待遇和劳动条件等斗争。在社会上，尽力支持北京郊区菜农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经常参加和支持京汉铁路沿线以及其他地区工人俱乐部开展的活动。

1921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成立，史文彬任委员会委员。10月，长辛店成立党小组，次年8月成立党支部，史文彬任第一任党支部书记。

1922年4月，史文彬参加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并与邓中夏一起提出了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6月，他领导长辛店工人痛打了翻砂场工头邓长荣,将其赶出长辛店。不久，他又发动工人惩办了被路局收买了的工贼谢德清；撵走了挖空心思压榨工人的外国厂长祚曼。8月，被选为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委会副委员长，并接受了领先发起罢工的光荣任务。他领导了长辛店铁路机厂工人第一次大罢工，即“八月罢工”，罢工持续3天，迫使反动当局接受了工人提出的全部要求，拉开了北方工人运动的序幕，长辛店成了工人运动的中心。随后京汉铁路沿线各站，罢工怒潮滚滚而来，先后成立了16个工会，为总工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曾说“中国的工人运动还是从长辛店铁路工厂开始的”。

1923年2月，史文彬参与领导了著名的“二七”工人大罢工，这是他革命生涯中最光彩夺目的一页。

1923年初，时任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委会副委员长的史文彬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负责人提前来到郑州，准备按时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军阀吴佩孚公然派出军警封锁会场，禁止开会，要总工会代表去洛阳谈判，史文彬等人受委托立即赶赴洛阳，史文彬据理力争，严辞告诫：“成立总工会是我们工人的权利和自由，根据劳动法案大纲，人民有集会、结社的权利，工会成立大会我们一定要开”。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举行成立大会，军阀吴佩孚派兵包围会场。史文彬等人不畏军阀淫威，毅然进入会场，庄严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史文彬任罢工委员会副委员长，具体负责组织全路罢工事宜。

2月4日，总工会宣布京汉铁路总同盟罢工，号召工人“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3000多工人潮水般涌向罢工誓师大会会场，史文彬站在高台上首先宣读了罢工宣言，接着发表了铿锵有力的讲话：民国约法说，人民有集会结社之自由，工人也是人民之一分子，为何我们工人无有？！古语道“不自由，勿宁死”，我们要争我们的自由，争我们的人格。我们要向侵略我们自由的人宣战，我们的一切行动要听从总工会的指挥！会场上立即响起雷鸣般的口号声，“罢工！罢工！”“服从总工会命令！”，罢工开始。长辛店罢工开始后短短3小时内，京汉铁路2万余人举行总罢工，全路1200公里顿时瘫痪。

京汉铁路总罢工的胜利举行，使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反动军阀大为震惊。他们准备屠杀罢工工人。面对敌人咄咄逼人的气势，史文彬和委员们镇定自若，走遍长辛店的每个角落，高呼“没有总工会的命令，绝不复工！”工友们更增添了无比的信心和力量，使罢工斗争如火如荼地坚持下去。

2月6日深夜，反动军警逮捕了史文彬、吴汝铭等11名工会领导人，并酿成4人死难、5人重伤、轻伤无数的惨剧。2月7日，郑州、石家庄、江岸等地的罢工群众，也遭到了血腥镇压。全路被伤害的工人44人，重伤者30余人，被捕者30余人，被开除者千余人，这就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骇人听闻的“二七”惨案，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五、 忠诚义无反顾

在狱期间，史文彬受尽严刑拷打和非人折磨，每次他都以惊人的毅力坚持下来，还安慰照顾和自己关在一起的工友，鼓励他们坚持斗争。他在王尽美的指导下与康景星等组成秘密党小组，坚持斗争的同时，发展工人出身、斗争坚强的张士汉入了党。11月，史文彬被营救出狱。当时，北方工人运动处于低潮。有人悲观失望，意志消沉；有人叛变投敌。但史文彬却更坚定了为革命事业奋斗的决心。出狱后，他先后到丰台、山海关、唐山、德州等地考察，同工友们商量继续开展斗争的办法。

1925年1月，史文彬在李大钊的指引下，到天津面见孙中山，请他协助解决罢工中被捕工友复工问题。孙中山不但同意其复工，还允许恢复工会。复工后，他立即投入到新的战斗。他按照党的指示到达保定，担任保定第一任市委书记，与其他市委委员一起组织成立了“保定国民会议促进会”，开展恢复工会和继续发展健全党团组织工作。2月，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恢复，史文彬仍担任副委员长，同时担任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4月，保定铁路党支部成立，他兼任支部书记。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发生后，他与保定各界人士组成“五卅”惨案后援会，开展各种活动支持上海。11月，发动工人开展反拖欠工资的斗争。

1926年2月，史文彬出席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会议，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后，他代表全国铁路总工会赴京汉路各站抚慰“二七”难友家属，因工贼告密再次被捕，被判刑4年，后经张家口工会保释，留在京绥路工会工作。同年夏，史文彬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起初，他组织京绥铁路工人大队，配合国民军胡景翼与军阀吴佩孚、张作霖作战。国民军西撤后，史文彬率铁道大队转赴郑州，负责保障铁路畅通，保证了北伐军的迅猛北进。北伐军逼近武汉时，史文彬率部分队员秘密潜入武汉以北的横店车站，卸掉了铁路上的钢轨夹板，使仓皇出逃的吴佩服所乘列车突然脱轨颠覆，随行人员死伤惨重，吴佩孚也被吓得魂不附体，狼狈逃窜。

六、 不惧白色恐怖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1928年初，史文彬随党中央迁往上海转入地下斗争，参加中央特科负责中央交通工作和全国总工会工作。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召开，史文彬虽未出席会议，但由于他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和盛名，而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1929年1月，党中央任命史文彬为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他全力传达贯彻“六大”决议精神，战胜重重困难，恢复重建了省委和豫南、豫北两个特委，并指导南北党组织的工作，使全省党的组织和革命斗争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扭转了被动局面。

1929年2月，为纪念二七罢工6周年，史文彬发表了《“二七”的精神是什么》的文章，概括总结了“二七”罢工的精神，呼吁全国工友拿出勇气，勇往向前。9月，他代表中国铁路工人参加了在海参崴召开的太平洋职工会议。11月，出席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此后，史文彬一直留在上海，在党中央和全国总工会从事工运工作。

1930年2月，在纪念“二七”罢工7周年之际，他发表了《“二七”热血激起了全国革命的浪潮》文章，激励全国工人发扬“二七”精神，向反动派开展英勇斗争。9月，他出席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后，秘密到哈尔滨工厂工作，年底返回上海。

1931年1月，史文彬出席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会议期间，他反对国际代表米夫伙同王明等人操纵中央召开四中全会，要求召开紧急会议解决三中全会调和路线，改造中央，并做了激烈发言。会后他参加了罗章龙等人组织的“非常委员会”。王明等人上台控制中央领导权后，7月，史文彬被免去候补中央委员，开除党籍，停发了生活供应。同时，王明等人百般阻挠他去苏区，史文彬只好化名史志清，带领家人离开上海。

七、 壮志未酬身先去

史文彬全家秘密离开上海后，乘船先到青岛，后转济南暂住亲友家中。他在济南积极寻找党组织和谋生的职业。由于当时山东白色恐怖严重，党组织和职业均未找到，只好回到青城县，在西门里开了“鼎新”钟表店谋生。在恶劣的环境中，为了避免暴露原来的身份，他再三告诫子女，只许说在外边做生意，别的什么也不知道。他自己更是深居简出，少与人来往。

但他内心却始终红心向党，挂念着党的事业，关注着革命的前途，千方百计打听党的消息，寻找革命队伍，以讲见闻方式批驳诬蔑共产党的流言蜚语，坚持宣传革命道理。

1934年秋，国民党青城县保安大队以“来路不明，思想行动可疑”为由，把他抓到警察局，进行毒打审讯，结果没有得到需要的口供，又查不到任何证据，只好把他押在狱中。3天后被保出，此后一直过着隐居生活。

1938年，妻子病逝，此后家庭生活更加困难。长女、次子夭折，长子被卖到东北做了华工，四子、五子送他人收养。同年冬，在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特务营教导员禚宝南引荐下，史文彬在营部纸坊村见到了营长马节松，说明了真实身份，请他向上级反映情况。马节松借机将事情秘密转达给了三支队政委霍士廉。后因日寇扫荡、太河事件爆发等原因，霍士廉转战鲁南未返，马节松也离开了邹平，事情搁浅。

1940年，青城县境内已有八路军游击队的抗战活动，史文彬关闭钟表铺，迁居到城外徐家寨村居住，以便于找党组织接关系。1941年下半年，史文彬一得知八路军清西分区部队在邹（平）长（山）一带活动时，立即通过邹七区官庄乡乡长王凤祥的帮助，找到清西地委书记李曼村，将自己的情况作了介绍，表达了急于找党组织接关系的迫切心情。后经各级党组织向中央联系，党中央回电：确有此人，先将史文彬从家中接出，待机转送延安。1942年冬，史文彬终于与地方党组织接上关系。

这时的史文彬已年逾50岁。由于长期生活困难，营养不良，患有严重的浮肿病。但他丝毫不顾虚弱的病体，在三子史鸿祥陪同下，骑着毛驴赶往清河区委驻地联系工作。在到达博兴县纯化镇时，史文彬病情加重，住进纯化镇军区后方医院治疗，因抢救无效去世，终年55岁。后来，史文彬被追认为革命烈士，骨灰被安葬在高青县烈士陵园。

史文彬虽然没能回到党中央继续为革命工作，但他一心为党、为革命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继续奋斗！

（曹金城 袁兆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