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在中国开播始于1958 年，那时全国只有一家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即央视的前身，覆盖范围小，内容也很少，直到“文革”晚期，才稀罕物般地进入社会。当时，北京像京西宾馆这样大而高级的宾馆，一层楼也只有一台电视。固定时间、固定地点、固定管理员，每晚由管理员按时开关。观看者众，都是在那里开会的“住户”，我曾是其中的一员。在十多天的会期里，一定按时或提前找好位置，按时进退。电视都是黑白的那种，那时我们国家根本没有彩电的生产能力。

第一次听说彩电，是在“四人帮”垮台后的一个月左右。国务院国防工办开了一个揭批“四人帮”破坏军工事业的座谈会，只有中央和军工各部(三、四、五机部)的部长和各省国防工办主任参加，加上工作人员也不过百十来人，都挤坐在华侨大厦二楼的大会议室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分管军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姚连蔚因是陕西军工企业出来的，也参加了会议。

时任电子工业部部长(四机部)是井冈山时期的老红军、电子专家王诤将军，他在会上谈到一件事，即“蜗牛”事件：他们打算从美国一家企业进口一条彩电生产线，遂派人前往考察和商谈，主人热情地送给谈判者每人一个“蜗牛”模型，主人认为这是最珍贵的礼物，发扬蜗牛精神嘛！岂知代表团中的某人认为这是讽刺中国像“蜗牛”一样爬行，遂写信向江青告状。“四人帮”如获至宝，大肆追查，上演了一场闹剧。王诤将军没有说明这条彩电生产线后来引进来了没有、放在哪里，会场上也没有人问。

电视机入户，大约是在“四人帮”垮台前一两年。那时我家是全院坝第一家有电视机的，黑白的、11寸的那种。消息震动了全院坝，每到晚上，左邻右舍的朋友们都到我家来围着黑匣子看电视。看国家发生的大事、看杨子荣智取威虎山等等。后来院子里又陆陆续续有人家买了电视，也就不那么新奇了，但都是黑白的。至于彩电，那已经是改革开放后才出现的了。

贵州是军工大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不算总后所属的工厂，便有分属航空、航天、电子系统的三大基地和兵器系统的工厂，以及省内各个可各自为战的小三线企业。算起来共有县级工厂、科研和物资供应仓库250余个。改革开放后，军工企业纷纷转搞民品开发，到深圳开拓新出路，也就是办窗口企业，吸收来自香港的市场信息和发展新的科技产品。那时深圳初建，除了“西丽湖”等一些度假区外，还是荒原一片，仅有零星建筑。香港那时还未回归，在我们眼里是既繁华又神秘。

有一位黄先生，本是香港人，经过这些年的打拼已成富商。他是一位爱国者，改革开放后他看中我们基地在深圳的一个“窗口厂”，愿意与其合作引进一条彩电生产线，唯一的条件是由他控股。有这样的好事，我们何乐而不为之，遂当一件大事来抓，并在深圳举行了一个浩大的开幕式，各方“诸侯”都请到了。

开幕式很简单，来宾都站在院子里，由当时基地副主任王奇和对方各讲了几句话，不到十分钟。

时隔半年左右，传来消息：第一台样机已经出来，正在测试，是带遥控器的。这就不简单了。现在有电视必有遥控器，那时开关电视一般是需用手按机器本身左右侧的电源开关的。

过了半年左右时间，又传来消息：告知已进行批量生产，销售很好，供不应求。省国防工办机关职工都想有一台彩电，我们几位领导分析了一下，觉得可以合规地满足每名职工对彩电的迫切需求。于是一边协商购彩电事宜，一边作出两项规定：一是工办几个领导，一次付清现款购买，其余职工也可一次付款，或者根据本人情况作出付款计划分期付款购买；二是不可挑选，随机取机，也就是靠“碰运气”，以避免不必要的矛盾。

很快，彩电如数运至贵阳，也即时分发到户。时令已快过春节，各家各户有了彩电，兴高采烈地称赞省国防工办为职工办了一件好事。

(作者为贵州省政协原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