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锋报》

李静之（1901-1989），名海晏，字静之，河南方城人。幼读私塾，对经史子集多有涉猎。李静之1919年考入南阳中学，适逢五四运动爆发，他与同学走上街头，宣传反帝爱国思想。1923年考入东南大学，1928年考取北京大学研究生，攻读中国文学史。1931年-1932年先后在北京、沈阳、开封等地任教，后转而从政，1934年-1939年先后任南阳专员公署、郑州专员公署秘书，并被推选为河南临时参议会参议员。

1939年10月，河南省建设厅邀李静之赴洛阳任秘书主任，此间他感到，“办一张报纸宣传抗日救国，作用要大得多”，于是决心投身新闻事业，发挥博学善写的特长，为抗日救国尽“蚁负一粒”之力，便于1941年9月辞去公职回南阳筹划创办报刊。

为不受地方当局钳制，李静之与张明符等人多方奔波，自筹资金用于办报。他将创办的报纸定名为《前锋报》，取自孙中山在黄埔军校的训词“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刊头题字是从民族英雄岳飞《请停止班师奏草帖》中选集的，字迹苍劲有力，正气凛然，借以表达抗战到底的决心。

在1942年元旦《前锋报》的创刊号上，李静之撰写的发刊词阐明了“仗义执言，为民前锋”的办报宗旨，并在随后的社评《再自策励》中进一步阐述了报社的立场：“以商业报纸，公民资格，站在人民立场，从事新闻事业，为国效忠，为人民服务。无论何人，其言行有利于国家，造福民众者，拥护之，扬誉之；有害于国家人民者，批评之，纠正之。”

《前锋报》创刊半年后，中原大地遭遇大旱，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前锋报》为灾民请命，自1942年7月24日起，在近一年的时间内，接连刊发《灾象已成迅谋救济》《豫省府应速统筹备荒救济办法》《哀鸿遍野》《战斗中的河南，饥馑中的河南》等数十篇报道和社评，并刊发了该报记者孙良田的长篇通讯《重重灾难下的豫北》、特派记者李蕤的系列报道《豫灾剪影》《宛洛道上》，如实反映了河南灾区人民的悲惨生活，呼吁当局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并随灾情的发展变化，不断提出各种建设性的救灾意见。李静之创办的地方媒体《前锋报》能突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一年内连续刊发数十篇报道和社评，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为民请命的勇气令人敬佩。

由于《前锋报》敢于揭露黑暗，当时的河南省新闻检察处，下令要求对报社进行处罚，李静之设法保护报社同仁。李静多年的从政生涯，在政商社会各界积累了深厚人脉。他与河南省保安处长罗震交情甚笃，罗震是南阳南召县人，曾任南阳、郑州专署专员，李静之曾长期担任他的秘书，创办《前锋报》时请他出任了董事长。此外，李静之还利用驻守南阳的国民党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参谋长郭寄峤等人对《前锋报》的好感，说服他们出资成为《前锋报》印书局的大股东，孙连仲在大会上公开表态支持《前锋报》并入股十万法币。有此屏障，《前锋报》得以能在重重压力下长期存在。

《前锋报》的编辑多为进步青年，积极宣传爱国、进步的革命思想，大声疾呼团结抗战，勇于为民众代言，在豫、陕、鄂相毗邻地区的各阶层读者中赢得了普遍赞誉，被誉为河南的《大公报》，吸引了当时文化界名流向报社投稿。李静之主动聘请嵇文甫、任访秋、孟宪章等专家学者组成社评委员会，并在《前锋报》的文艺副刊《前锋副镌》上刊载进步作家和知名人士的作品，还经常转载重庆《新华日报》的文章。经多方努力，《前锋报》的影响日益扩大，销量与日俱增，发行量有六七千份，最高时上万份，新四军的《七七报》和重庆的《新华日报》都曾来函鼓励和帮助。

1944年6月，日军进逼南阳，《前锋报》迁移到南阳西部内乡县境内的宛西乡村师范出版，并改《前锋副镌》为《燧火》，其意是当时的豫西南是一片黑暗，唯有《前锋报》还在那里发出一点微弱的火光。《前锋报》多次载文说明抗战必胜，日寇必败，给人们以很大鼓舞。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抗战取得了最后胜利。《前锋报》报社人员立即赶回南阳操办复刊事宜。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一行赴重庆同国民党当局进行和平谈判，这一行动轰动了全国。《前锋报》以《一行足使万人欢》为引题发了头版头条消息。国共和谈期间，《前锋报》提出和平民主、团结建国的主张，并发表了《国脉如缕，不堪再事内战》的社评，明确表示：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反对独裁，争取民主；赞成成立联合政府。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内战爆发。《前锋报》与中共的主张相呼应，斥责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罪行，从新闻战线上投入了反内战的斗争行列。胡宗南部队进入延安，国统区各报大肆鼓噪，而《前锋报》则发表社评，指出作战双方的胜负，不取决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却取决于有生力量的消长。如此呼声，在当时的国统区报刊里实属难能可贵。

1947年下半年，陈赓、谢富治兵团横扫豫西，国民党的南阳当局十分恐慌，加紧迫害进步力量，派暗探在报社所在地周围昼夜监视。鉴于此，1947年11月12日深夜，李静之租来一辆卡车，装上部分印刷厂关键设备，借故悄悄地离开了南阳，11月17日，南阳《前锋报》停刊。

1948年初，李静之经武汉转往开封。此后中共晋冀鲁豫城工部派方敬之去开封作策动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五绥靖区司令官、河南省主席张轸的起义工作。李静之继《前锋报》的遗风，身荷历史重任，于1948年6月带着河南省参议会议长刘积学写给张轸的亲笔信，协同中共代表方敬之去信阳同张轸进行了深入的交谈，促成了日后张轸率部战场起义的历史壮举。

新中国成立后，李静之在开封工作，曾担任河南省教育厅秘书，省会迁郑后一直在民革河南省委会工作，任省委会委员兼宣传处长，在编写《河南民革》、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教育民革党员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80年代以后，他任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民革河南省委会副主委、河南省政协副秘书长、河南省文史资料研究会副主任等职，对河南省民革事业和统战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

1989年，李静之因病去世，他“仗义执言，为民前锋”的可贵品质和创办《前锋报》的历史贡献永远值得后人怀念。（田济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