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网北京3月8日电（记者 鲁雅静） “‘十四五’规划将生物育种列入需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前沿领域，我国生物育种技术研发及其产业化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全国政协委员霍学喜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生物育种是农业科技领域最具引领性和颠覆性的战略高新技术，围绕抢占未来农业技术制高点和发展主动权，发达国家及跨国公司高度重视生物育种基础研究和工程技术创新。”霍学喜表示，中国应该聚焦应对全球生物种业竞争，确保种业安全及持续竞争力，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及农业安全，实现农业资源、农田生态、农业环境可持续发展，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加快实施生物育种重大科技计划、建设生物育种国家实验室，打造农业战略科技力量，推动生物育种科技强国建设。
“然而，生物育种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完善、产业化政策不匹配、体制机制难以适应新业态，生物育种技术及产品监管效率低。”霍学喜建议，针对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和智能设计育种等前沿技术，需要在现有管理条例基础上，完善相关安全评价的技术指南和产业化应用的管理规程。“特别是应该针对转基因产业化配套法规滞后、产业化进展缓慢问题，在农业农村部已经发布的安全评价、进口管理、标识管理、加工审批规章的基础上，增加和完善具有可操作性的转基因种子生产管理办法。”
他还建议，针对转基因衍生品种审批程序简化、转基因品种的标识修订、除草剂残留限量标准、抗性治理庇护所制度、转基因成分低水平混杂赦免等问题，研究制定相关法规和配套措施。
霍学喜还提到，目前生物育种产业化也面临缺少企业主导型的生物育种技术研发和品种创新平台，种业企业在整合种植资源、集成技术、聚集人才和资金方面乏力等问题。对此，他建议培育企业主导型产业化平台，以营造有效市场环境为基础，以创建装备先进、研发能力强、市场网络健全、技术服务到位的一体化种业企业平台为目标，推进降低生物技术品种研发监管成本、缩短监管周期，保障生产领域及时获得低成本、多种优良性状的品种；改进市场监管的透明度，为新品种研发提供清晰、可预测、有效监管途径，促进低风险基因工程品种推广；简化低风险生物技术品种上市的监管程序，确保生物技术品种得到迅速审查、获准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