窑洞是北方人最古老的居住形式，一般有靠崖式、下沉式、独立式等形制。夏商时期，先民挖窑洞、建村落、凿洞而居、耕耘稼穑，《诗经》称“陶复陶穴”。唐宋时期，窑洞有了功能分工，出现了暗庄、明庄和四合院庄。明清时期，西北地区多见高大土墙将一组窑洞围起来的堡子。窑洞的数量、形态、种类随着人口增长和时代发展而变化，历史上曾有窑洞住室、庙宇、客店、驿站、学校、商店、仓库等，新中国成立前皮影戏、小型文艺演出等也在窑洞里举行。据有关方面统计，改革开放前，我国北方约有1亿人居住在窑洞。

有人曾说，陕北是一个大气场。无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还是客居这里的异乡人，只要投入这块土地的怀抱，让自己的心灵与这块土地同步震颤，就一定能取得巨大的能量。这里的陕北，包含今天陕西的延安、榆林，甘肃的庆阳和宁夏的部分地区。这块地方高天厚土，黄土层厚，有的达几十米，百姓家家住着窑洞。由于独特的山梁、原川、沟壑地貌，其中靠山窑较多。庆阳地区有董志原、早胜原、春荣原、西华池原、屯字原、太平原等大原，原上的人住叫地坑院的窑洞。千百年来，这里的人视窑洞为家业，窑洞代表着财富，凝结着人事，沉积了文化。过去，当地人辛劳一生，最基本的愿望就是筑几孔窑洞，把结婚叫“入洞房”，有了窑娶了妻，才算成了家立了业。路遥、陈忠实、姚自昌等作家，都写过窑洞的故事。

这里的窑洞也孕育了中国革命，传承着红色基因。习近平总书记把它概括为“两点一存”，就是陕甘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提供了落脚点，为后来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提供了出发点，成为土地革命后期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这里的一排排窑洞，见证着中国革命的发展与成熟，曾经寄托着全国人民的希望和力量。延安的窑洞无疑是最革命的，庆阳的窑洞也与中国革命有着密切的关系，曾经是中国革命的摇篮、走向胜利的发端地和起始地。

华池县的南梁位于陕、甘两省交界的梢山中，是一个在中国革命史上熠熠闪光的名字。南梁是最初的陕甘边、后来的陕甘或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和“心脏”，是一块不能被遗忘、轻视的红色热土。20世纪20年代末，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南梁一带宣传马列主义，组建游击队，点燃了陕甘边区武装斗争的烈火，擎起了工农武装的红色大旗。为把南梁建成巩固的后方。1934年2月，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小河沟四合台重建，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寨子湾恢复，同时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标志着武装斗争的全面开展及根据地的基本形成。随着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扩大，1934年11月4日至6日，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荔园堡关帝庙召开，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史称“南梁政府”，同时还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和边区赤卫军总指挥部。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与建设，对中国革命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如果没有这块革命根据地，或者创建以后也像其他革命根据地一样丢失了，中国革命何去何从，将是一个未知数。在这些窑洞里，革命先辈领导了西北革命，部署了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从而夺取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在正宁县宫河镇南500米处有个王录村。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国民党亲日派头子何应钦力主讨伐“叛逆”，企图扩大内战，乘机取代蒋介石。为了策应西安事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中国工农红军红一军团奉命由三边地区南下，协同东北军、西北军御敌。行至淳化、耀县、三原时，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部队返回北上。1937年2月22日，红一军团进驻正宁、宁县一带。代理军团长左权、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孙毅、政治部主任邓小平等领导人和军团部，分别住在宫河镇王录村、北头村的几孔大窑里长达5个月。其中，邓小平住在王度家的2孔窑洞里。在窑洞中，革命先辈组织红军开展军政训练，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8月上旬，红一军团奉命前往三原整编奔赴抗日前线，这里是红军抗日的出发点。

在正宁县五顷塬回族乡南邑村东约500米的半山腰上，有1处窑洞庄院。庄院坐西向东，门前是纵横交错的大沟，不远处是苍茫子午岭，群山环抱，梢林密布。庄院里有5孔窑洞，现为习仲勋旧居。南邑是当时关中特区的首府，习仲勋当年在这几孔窑洞里领导了关中特区，创建了新正、新宁、赤水、淳耀、永红等县的红色政权。今天庄院的墙根底，当年习仲勋种的1棵桑树，苍劲挺拔、枝繁叶茂，一派兴盛景象。

合水县蒿嘴铺乡张举塬村一个小原峁上，有3孔破旧的窑洞，是著名的包家寨会议遗址。1933年11月3日至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这几孔窑洞里召开联席会议，史称包家寨会议。会议做出了重建红26军、走井冈山道路，以南梁为中心、建立三路游击区的重大决定。包家寨会议是在全国革命陷于低潮，陕西省委遭敌破坏，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在窑洞中做出的决定，挽救了危难时刻的西北革命。毛泽东把这次会议做出的决定称之为“狡兔三窟”，也与窑洞有关。

诸如以上有故事的窑洞在庆阳很多，它们见证了我们党早期革命的重大斗争、事变、活动，有着辉煌的历史。陕甘革命根据地时期，党政军的指挥所在窑洞，列宁小学、军械所、被服厂、苏区银行等都在窑洞；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省委、省苏维埃政府都曾在河连湾窑洞庄院办公，抗大七分校等都建在豹子川的窑洞里。遍布川原、沟梁的窑洞支撑起了战略大后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贺龙、任弼时等都曾在庆阳转战运筹、指点江山，领导全党全国人民一步一步打胜仗、夺天下。

今天，随着脱贫结束，窑洞也成为文物，但属于它的荣耀、沉浸其中的记忆和基因尚在，为中国革命立下的功勋彪炳史册、在老区人心中永存，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湮灭、褪色。80年前延安的 “窑洞对”，也如钟长鸣、永不过时。相信只要不忘记那些窑洞，历史周期率就不会在现实和将来的中国重演。

（作者系甘肃省政协委员，省政协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

《 人民政协报 》 （ 2022年04月11日   第 1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