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晶明

之前的专栏文章里，已经不止一次谈到毛泽东读书的一大特点，即以小见大，管中窥豹，见常人所未见，常常是超出书本谈书，超出文艺范围谈文艺问题。而且也举了好几个例证。比如对鲁迅“孺子牛”诗句的意义放大，对《红楼梦》里林黛玉“东风”“西风”说的当代借用，等等。这里不妨再谈一例。

195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接到来自中央的一项任务，从我国古代笔记小说里编选成书，出版一本《不怕鬼的故事》。时任所长何其芳同时担当了为这本书作序的任务。这本书最终于196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一本从古代笔记小说里摘录出来的故事书，总字数不过几万字，却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通过《毛泽东年谱》我们知道，新中国成立初期，针对干部包括领导干部文化水平参差不齐、读书普遍较少的情形，毛泽东十分重视在干部中提倡读书，许多重要的政治会议上，经常会把我国古代诗词、戏曲剧本等作为会议材料印发给与会者，让他们在阅读中提高素养、启发工作。这本《不怕鬼的故事》就是要作为干部读物下发的。参与本书的编选、注释工作的成员，包括了余冠英、陈友琴等国内著名的古代文学研究专家。

何其芳作为一位著名诗人和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对于“不怕鬼”的编选目的，应该也会有一个不断提高认识的过程。他所写的序言是经毛泽东本人亲自改定的，毛泽东在修改过程中加进了许多论述，而这些论述，并不只是在文学层面力求精准，更是在“不怕鬼”的含义上加以提升，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提高站位，尤其是政治站位。

1961年1月4日，毛泽东同胡乔木、何其芳等谈话，对何其芳所作的序提出了修改意见。意见集中起来就是一点，如何在战术上重视打鬼。可以说是从战略的高度谈了战术的问题。本月23日，毛泽东审阅何其芳报送的按照1月4日所谈意见做了修改的《〈不怕鬼的故事〉序》。这一次毛泽东亲自动手修改，主要是做了多处加写。其中有一句是：“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爱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在序言末尾又加写了一大段话：“这本书从1959年春季全世界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组织反华大合唱的时候，就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着手编辑，到这年夏季即已基本上编成。”并进一步强调指出：“这个不怕鬼的声明，使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声势为之大振，妖魔鬼怪感到沮丧，反华大合唱基本上摧垮。但是，读者应当明白，世界上妖魔鬼怪还多得很，要消灭他们还需要一定时间，国内的困难也还很大，中国型的魔鬼残余还在作怪，社会主义伟大建设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要克服，本书出世就显得很有必要。”

可以说，把我国古代笔记里不怕鬼的故事编辑成书，用于指导认识当前国际形势，尤其是东西方较量，把帝国主义比喻为妖魔鬼怪，这恐怕是何其芳还需要再加以学习和认识的高度。在当天下午的谈话中，毛泽东对何其芳直接说出了自己的用意：你写的序言，我加了一段，和现在的形势联系起来了。你这篇文章原来政治性就很强，我给你再加强一些。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他向何其芳提出，再增加几句讲半人半鬼。他说：半人半鬼，不是走到人，就是走到鬼。走到鬼，经过改造，又会走到人。

结合上面的背景，我们今天再来读这篇序，从文体上讲，会有一种明显的“合写”感觉，一种潜在的“对话”氛围。仿佛一位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在讲不怕鬼的故事，另一位文学素养极深的政治家在告诉他，这些故事在今天具有怎样的认识价值、比喻色彩以及现实意义。笔记小说是“野史”，从史学的角度当然是不足为信的，更不用说是讲鬼的故事。但把它们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武器来用时，又具有某种奇妙的意味。

毛泽东还很快为这篇序言作了批示，要求将序文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时指出，“另请着手翻成几种外文，先翻序，后翻书，序的英文稿先翻成，登在《北京周报》上。”这一翻译要求用意很明显，是一种政治斗争的态度，而不简单是文学作品的“对外译介”。

1961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听取中央工作会议讨论情况时指出：“要告诉我们的外交人员，不管所在国的政府是否反动，一概不搞颠覆活动。苏联就是搞窃听，造谣，收买，干涉，颠覆，撤退专家，断绝关系，一共总有七八种。我们一概不搞。赫鲁晓夫怕鬼，越怕鬼，就越有鬼。他们欺软怕硬，应该是欺硬怕软。《西厢记》上讲惠明和尚有几段唱词，里面有，我从来欺硬怕软，吃苦辞甘。共产党人就应该这样。强凌弱，众暴寡，从来不得人心嘛。”

“越怕鬼，就越有鬼”，这的确也是中国古代“不怕鬼”故事比较集中的主题，也是毛泽东对当时国际形势以及鲜明态度的表达，真可谓意味深长。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

《 人民政协报 》 （ 2022年04月11日   第 12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