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会通”是近来宗教界和宗教学界关注的课题。在中国文化历史上，宗教之间本来就没有严重对立和冲突，绝大多数王朝同时支持儒、释、道三教，虽然支持的程度有所不同，但千百年来三教会通努力不断，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会通并不是指三教化而为一，而是致力于使三教自觉了解各家之间的相通之处。

那么，在中国历史上，儒家对宗教间的会通持何种态度？处理“宗教会通”问题，儒家思想有何种资源和特点？

首先，在社会伦理方面，儒家重仁爱，佛教重慈悲，而以仁、慈为“同出异名”，认为“五戒与五常同归”，三教在这方面的会通从很早就开始了。如南北朝的经学家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提出：“内典初门，设五种之禁，与外书五常符同。仁者不杀之禁也，义者不盗之禁也，礼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把佛教的“五戒”和儒家的“五常”相比，是南北朝以来最常见的做法，表示儒家很注重从不同宗教社会伦理的一致性或相容性来思考不同宗教体系的会通。

第二，在治国理政方面，至少自南北朝以来，中国形成了一种治道的传统，即统治者或主政者同时支持三教。对三教同时支持的政策并不是出于愚民的立场，而是在明确确认三教各自特色和所长的基础上，求其功能互补，即注重从社会整体需求来观察不同宗教作用的特性和局限，各予肯定，并从整体上把三教安排为一个统一、互补的结构，使得三教各尽所能。

如北宋人曾说“修身以儒，治心以释”，受此启发，宋孝宗曾著《原道论》，论三教会通，主张：“释氏穷性命、外形骸，于世事了不相关，又何与礼乐仁义者哉？然犹立戒曰不杀、不淫、不盗、不妄语、不饮酒。夫不杀，仁也。不淫，礼也。不盗，义也。不妄语，信也。不饮酒，智也。此与仲尼又何远乎？从容中道，圣人也。……或曰：当如何去其惑哉？曰：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斯可也。其唯圣人为能同之，不可不论也。”这种观念超越了单一宗教的立场，既是对多元宗教的肯定，也未尝不是一种走向“美美与共”的实践形式。这种政治管理理念从观念上根本限制了宗教冲突的可能性。

第三，在思想理论方面，早在儒家经典《周易》系辞传中，就提出一种学术观，即“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在后世影响极为深远，也成为后来宗教会通的基础。“百虑”就是各种学说和理论，也可以包括各个宗教体系。这种思想认为不同的学术体系在根本目的上是一致的，这些不同的学术体系主张的方法不同，但趋向的目标是相同的。这种“一致而百虑”的思维模式在理论上、实践上容纳了“宗教会通”在历史上的多样发展。后宋代理学提出“理一而分殊”，这一命题在学术观的意义上与“一致而百虑”一样，蕴含着不同宗教对根本真理和根本善的追求存在一致性的思维，只是追求的途径、方法各不相同，学说内容中真理的表现有所不同。以这样的观念理解宗教关系，就会引向宗教间的相互吸取、相互包容、相互尊重，也自然会承认不同宗教会通的可能性。

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教长期并存，但三教之间从未发生大规模武力冲突，更没有西方宗教史上那样长期的宗教战争，儒、释、道三教虽然理论上有所辩论，但在社会上和平相处，三教调和的观念在社会上深入人心。明清以来，中国的主要宗教已经从三教渐渐变为五大宗教，当今世界的宗教则更为多样。回顾和认识古代儒家的看法，对发展当代宗教关系的包容主义和多元主义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