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小文）

在全国政协委员读书群的【国学——“大一统”观读书群】中，有论者提问，“读了李勇刚教授在讲座的文章，赞成各民族无论是争、战、和，都是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看了李教授的书，想提个问题：新石器时代，以农耕为基础的满天星斗、重瓣花朵的区域文化，为什么最后月明星稀，只有二里头文化一枝独秀？”

群里书友认为，这是个“大哉问”，极为深刻，需要深究。一石激起千层浪，书友讨论正纷纷。集各位高见，我认为，中国“大一统”传承的“一元”基础，也可以说，正是接地利，应天时，顺人和——地利天时人和。

接地利

这条大家谈得最多，也的确显而易见，揭示了我中华文明之不同于其他文明，特别是不同于欧洲文明的，必然走向“大一统”、维系“大一统”的物质基础。

从文明溯源来看，历史进程中“为什么最后月明星稀，只有二里头文化一枝独秀？”李勇刚教授的回答，将原因归于两条：这背后涉及到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演进。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以及青铜器被用于战争之中，使得统合的力量得到加强。二里头位于当时土壤、气候等条件都相对较好的中原地区，在农耕文明上相比其他地区容易占据比较优势，更容易支撑起发达的青铜文明。概而言之，一是当时之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青铜文明”高出一筹，二是当地之地理环境更为殊胜。

贺云翱先生指出，从文化上说，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流域都有万年左右的农业发展过程，到4100年前左右，都已经有了农业的5000年左右的发展，根基深厚，为什么中原独领风骚？这个重大变化的背后可能与大范围的气候环境变化有关！包括东南海平面上涨，北方发生干旱等等。这些需要环境考古工作的深入研究！

张连起先生分析，在距今4000年前的时期，副热带高压开始偏向南方，于是东亚大陆气候彻底地发生了改变，东北、华北、黄河中下游的降雨量开始减少，反而长江流域在增多。然而，黄河流域就恰好在这两者之间，那处于这一地区的文明开始蓬勃发展，中原的二里头文化便是其一。从原来的洪水泛滥，到现在的风调雨顺，农业、手工业便开始发展，这种气候一直持续了1600年之久，以二里头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开始扩展，成长为现在的中华文明。

王学典先生介绍，2016年8月5日《科学》发表了吴庆龙、赵志军等学者的研究文章“Outburst flood at 1920BCE supports historicity of China’s Great Flood and the Xia dynasty”（公元前1920年的溃决洪水支持中国传说大洪水和夏朝的真实性）。文章提出，约在公元前1920年，在今青海省积石峡附近，黄河上游的一次地震导致山体滑坡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堰塞湖，继而湖水上涨，冲破坝体，形成大洪水，造成了罕见的洪涝灾害，甚至导致黄河下游改道。关于这次洪水的记忆潜藏在人们的集体记忆中，成为早期文献如《尚书》《史记》中有关大禹治水记载的基础。因为禹是夏朝的创始者，所以洪水的时间也为夏朝的时代判断提供了证据。相传禹与其父鲧治水二十二年，所以夏朝之始约在公元前1900年。这个时间与二里头文化的开始及黄河流域从新石器时代过渡到青铜器时代相吻合。这一发现支持了二里头文化与夏等同的观点。该文发表后，引发了国内外学界的热烈讨论。（《文史哲》英文版第3卷第1期“古代中国的神话与传说”专号刊载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汉学家艾兰（Sarah Allan）教授应邀撰写的《公元前1920年积石峡洪水溃决与古代中国大洪水传说的初步思考》一文，针对《科学》所刊吴庆龙等学者的文章，展开了针对性的评议。敬请各位参看）

众说纷纭，归为一点，可见中华民族所“截”之“地利”，概括地说是一条长江、一条黄河，尽管奔腾千年、时而泛滥甚至改道，但一直孕育着、紧系着中华民族，这是不争的事实。顺着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扩展开去，拉住长城内外（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都向着生产方式相对更先进的一端融合），走向大海大洋（顺流而下，进入南海、东海，深入太平洋）。所以，讲一元多样之“元”，作为中华民族母亲河的长江黄河，乃是承哉中华文明“地利”的“大哉乾元，万物资始”。

应天时

如果是“地利”是“形而下”的，“天时”就是载于“地利”之上的大趋势、大规律，是“形而上”的。

张其成先生总结：汪洋主席的“大哉问”令人深思，这一问题不仅涉及中华文明的起源，而且也涉及中华文明的发展为何唯一没有中断而延续至今。爬楼看了各位大咖的观点，有气候说，地理说，生产技术说，社会组织说等等，深受启发。尤其对“多元”与“一元”的讨论，意义重大。费孝通先生“多元一体”是就中华民族的格局而言，如果从中华文明起源而言，所谓“满天星斗”说其实是“多源”，“多源”比“多元”更为恰当。而就思想史而言，不才以为叶小文先生的“一元”更精准。西周前期成书的《易经》第一卦——“乾卦”卦辞的第一个字就是“元”。《彖传》解释乾坤二卦:“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有学者认为《周易》是“二元论”，其实不然，《周易》是“一元”，即“乾元”，也就是“天道”，因为“坤元”要顺承乾元。“元”的本义是人头，引申为首要、第一、开端。虽然《易经》还没有明确说出“元”的涵义，但到《易传》已有明确论述。《易传》中的“元”作为万物资始、资生的根本，是“大一统”思想的反映。正如王学典先生所言“大一统是春秋时期的时代诉求”。从“多源”到“一元”，或许正是中华文明唯一没有中断而延续至今的内在原因。

张连起先生也认为在中华文明“多元”（此提法我另有别论）融汇与大一统进程中，儒家大一统的思想文化塑造最为彰显。孔子的“尊王”思想实际上体现了他的“大一统”观念。《礼记·坊记》载：“子云：‘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礼记·曾子问》又载：“孔子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尝禘郊社，尊无二上。’”这两段话表面上是在强调“王”（天子）至尊无上的地位，实际上都是在论述以“王”（天子）为核心的政治“大一统”的意义。孔子生活于春秋末期，当时随着诸侯的发展壮大，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局面。周天子大权旁落，政权下移，由天子下移到诸侯，由诸侯下移到大夫，甚至由大夫再下移到陪臣。孔子对此颇为不满。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孔子主张由周天子作为全国的首领。如果对诸侯国进行讨伐，则必须由周天子来领导进行。这样才是孔子理想的“天下有道”的社会。而春秋末期，孔子则认为是“天下无道”的社会，因为当时“礼乐征伐”不是自天子出，而是自诸侯出。孔子对于这种政权下移的状况很不满意。这种不满实际上反映了孔子主张天下政令应该统一于周天子的思想。

顺人和

正是气候环境变化，人类为了生存必须从森林走向农耕，人类文明就开始萌生了。青铜器极大地提高了农耕的生产力，二里头文明就诞生了。我认为，接地利，应天时，必致“顺人和”，即中华文明“始于一元多样，归于多样一体”，也即中国“大一统”传承的“一元”文化基础。

戚建国将军认为，二里头文化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种文化，就以其前辈仰韶和龙山时代作为比较，二里头时代结束了“满天星斗”迎来了“月明星稀”的广域王权时代。二里头文化是考古学上第一个广域文化、第一个青铜时代文化、第一个礼乐齐备的王权文化。二里头文化已经有了成熟的社会组织形式，虽然文字还没有成熟，但其礼乐文化却已经突破禹贡九州的范围，到达了其他文化都到达不了的高度，这是一个明显高于其他文化的“月明星稀”。

张复明先生认为，究竟是多元一体，还是一体多样，要从中华文明的历史演进中探讨。如果文明起始点在五千年前，那就是六大文化区系的格局，称之为“多元一体”是可以的。如果文明的起始点放到四千年左右，即夏王朝时代，二里头文化一枝独秀。称之为一元多样也是有道理的。说到底，还是要从文化发生学上看，与文化的特质、起源、交融和扩散相联系。

研究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发生发展过程与运动机理，是千年大计。满天星斗，是从不同角度看问题。但从“月明星稀”（这个说法海可以推敲。“明”是凸显，但“稀”字不确，或许借佛教语可称为“月映万川”更好）来看，讲“始于一元多样，归于多样一体”，顺着“人和”，似更为确切。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华文明奉着“天时”；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华文明接着“地利”；

古往今来“大一统”，中华儿女大团结，中华文明顺着“人和”。

中华文明“始于一元多样，归于多样一体”。把“一元”的圆心固守住，把包容的多样性（多线性）半径尽量拉长，画出最大同心圆，永固中华儿女大团结！

（作者系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