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芸红是中国少先队事业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在白色恐怖的国统区，她曾毅然举起“星星火炬”，参与创办《新少年报》《青鸟》，建立了第一支地下少先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致力于少先队事业，在少先队活动、组织建设、辅导员队伍建设、理论科研工作中都有着她奔忙、辛勤的身影……

她的著作得到团中央与教育部重视，填补了中国少年儿童运动的历史资料空白……

吴芸红、袁鹰夫妇与少年儿童在一起。

黑暗中举起“星星火炬”

上海电影制片厂于1956年拍摄了电影《地下少先队》，当年，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也推出了同名话剧，内容是几位地下工作者一起创办《新少年报》的真实故事。影片中孩子们口中的“咪咪姐姐”在现实生活中叫吴芸红。

中国少年儿童运动和少年先锋队事业开拓者吴芸红

1944年春，吴芸红考入上海之江大学教育系，与袁鹰（当代著名散文家、诗人、儿童文学家）成为同班同学。由于彼此志趣相投，性情相近，渐渐互相吸引，于1950年7月结成伉俪。婚前，吴芸红一边工作，一边读大学，晚上还要写稿或批学生作业，空闲时间极少，根本没有时间逛公园、看电影、下馆子。当年，大学尚未毕业的袁鹰在上海的进步报纸《世界晨报》《联合晚报》任记者、编辑，同时从事文学创作，投身民主进步事业。

早在1939年，吴芸红在上海务本女中读书时就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学生界抗敌救国协会”，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45年6月，吴芸红在之江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晚年，吴芸红还记得：“我用米汤水写的入党申请书，在纸面上看不出文字。这是一种秘密的办法。”袁鹰和吴芸红都是抗战胜利前入党的，据袁鹰回忆：“那时只能做一些很秘密的工作，联络同学，小规模的活动。”抗战胜利以后，学生的游行“没有明显的压迫”，“共产党不公开出面而在暗中领导的报纸刊物也都能出版，争得大量的读者”。

1946年2月16日，中共上海学生运动委员会社会青年区委创办了一份少年儿童报纸《新少年报》。吴芸红是报纸的主编之一。报社的编辑、发行、联系小读者的工作都挤在一间小屋子里。报纸以寓真理于活泼通俗、隐蔽的方式来传达信息，出版不久就赢得了孩子们的关注与喜爱。该报非常注重为小读者提供服务，第3版“少年园地”的“咪咪信箱”由吴芸红主持。当时，美术编辑在专栏处画了一只可爱的小猫咪，于是吴芸红有了外号“咪咪姐姐”。从此，吴芸红开始与小朋友结缘，几十年始终不改初衷，淡泊名利，默默耕耘，为红领巾事业操劳了一辈子。

“咪咪信箱”不仅是与小读者交流的桥梁，还是发现和培养小通讯员、小发行员的桥头堡。面对小读者的来信，吴芸红从来没有以指导者的身份自居，而是真正去关注孩子们和他们的内心需求。一封封回信，就像一粒粒火种，引导孩子们穿过苦闷的隧道，冲出彷徨的幽谷，迎来希望的朝阳。“咪咪姐姐”和小读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他们心目中最有威信的好伙伴、知心姐姐。

在报社，吴芸红以“虹”“丁丁”等为笔名撰写《孩子们》《爸爸讲的故事》《老伯伯讲老话》《丁丁的日记》等作品，反映在社会底层生活的孩子们的苦难生活，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及借古喻今的手法帮助孩子们认识社会，坚持“把真理带给孩子”，教育、陶冶孩子们，启迪心灵。

吴芸红不仅办报，而且还组织举办小记者“培训班”，曾经邀请有关人士为小记者讲文学、诗歌、戏剧、新闻和美术课等内容，还帮助小读者、小记者、小发行员参加社会实践，组织“一日夏令营”的“小先生”活动，办“识学班”，帮助流浪儿学文化，带领大家参加“石榴花”运动，大雪天访贫问苦、送寒衣送奶粉……她生前曾说：“在少先队，少先队员是组织的主人，他们自己出主意想办法，自己动手组织各种活动，他们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我们应该信任儿童，尊重儿童，适应儿童的特点。”

吴芸红生前说，当年的那些小发行员主要是帮助推销报纸，他们完全是义务的。“许多小发行员不仅在学校里帮助推销，有的还到马路上、公园里叫卖，千方百计把报纸销出去。他们知道报社经济困难，如果当期报纸卖不出去，钱收不回来，便不能出版下期报纸了。读者热爱《新少年报》，把《新少年报》看成是自己的报纸，把自己看成是报纸的小主人。”

1948年12月2日，《新少年报》该出第100期了，但迟迟不见送报来，这可急坏了订户。几天后，邮局送来一小卷纸，拆开一看，正是第100期，可只有一份，再仔细看，头版登着告别信《暂别了，朋友》：“亲爱的少年朋友们，我们被迫痛心地和各位暂别……我们不要为离别而悲伤，相信黑暗定会过去，光明是属于大家的……”

原来，《新少年报》出到第99期时，突然有同志报告不幸的消息说：国民党教育局不准各校学生订阅《新少年报》……为了安全保存力量，组织决定，报刊立即停办，所有同志撤离报社，分散隐蔽，以等待时机。

吴芸红曾回忆：“我们把第100期的稿件送到印刷厂排印，把给小通讯员的告别信分成几批分别投到几条马路上的邮筒里，便分头隐蔽起来。《新少年报》随即停刊了，后来听说小读者和小通讯员收到最后一期报纸和那封告别信后，不少人急急跑到报社的小屋去找我们。门紧闭着，怎么能找到我们呢？什么时候能再看到《新少年报》呢？一些孩子伤心地大哭起来。”

一个多月后，读者们收到邮寄来的吴芸红主持编辑的《青鸟》丛刊。看着熟悉的题花，他们认出这就是《新少年报》的化身！原来，新少年报社遵照地下党的指示，秘密办了“改头换面”的《青鸟》丛刊（共办了7期），又把小发行员和小读者们聚集起来了，成为之后地下少先队的核心力量。

1949年2月，《新少年报》地下党支部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少先队与儿童团的决议》，支部书记胡德华把建立地下少先队的任务交给吴芸红、祝小琬、颜学琴、段镇。吴芸红等继续与那些要求上进、追求光明的少年保持联系，并将他们组织起来，逐个吸收进“地下少先队”。

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吴芸红被调到上海团市委少年部工作。

《新少年报》的副刊

《新少年报》的头版

默默耕耘的园丁

1953年秋，吴芸红随袁鹰调到北京，在团中央少年儿童部工作。20世纪50年代，中国少先队基本是学习苏联少先队的模式和经验。当然，这种学习不是全盘照搬，而是要适合中国的实际。什么是中国的实际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吴芸红深入基层，一年中至少4个月在各地的城乡小学调查研究，既跑城市集镇，也到山乡边寨，有时还去少数民族地区实地考察，从各种座谈会和个别访谈中发现典型，总结经验，找出带有倾向性的问题。

在少先队领域工作的时间太长，少先队对于吴芸红来说已经是她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要听到哪里有好的工作经验，或者好的少先队员典型，她都会无比兴奋。有一次，吴芸红在北京调研，那一天，她连续走访了两个小学，跟校长、辅导员、少先队员都进行了长谈，最后却耽误了回团县委的时间。等她回去，团县委已经下班，关了大门，她只能爬大门进去，翻窗取出自己的行李。

1957年，团中央书记处研究提拔吴芸红任少年部副部长，可吴芸红婉拒了组织上的安排，曾6次写信推辞，恳切陈词自己能力差、胜任不了领导工作，更适合一线工作。1964年6月团九大召开后，调吴芸红任中国少年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知情人说，吴芸红同志之所以同意担任此职，除了她热爱培养教育少年儿童的工作外，可能是她愿意从事与此相关的文字工作。有人回忆说：“那时，青年团系统相互间没有称呼职务、官衔的风气，全社人都叫她老吴。她当官不像官，不沾一点官气，依然是一位老大姐，常常以商量的口气与下属交谈工作，从无颐指气使的神态。”

“文革”时，在中国少年报社主持工作的吴芸红成了批斗对象。她平日看似文静怯弱，说话慢声细语，在挨批斗的时候也未见她惊慌失态。当批斗会涉及党的机密时，任凭提问者大声训斥，她都能承受压力，守口如瓶。

一天，袁鹰突然被勒令蹲“牛棚”，什么东西都没带，在造反派的监视下，打电话给吴芸红，让她送衣物和洗漱用品等。袁鹰收到包袱打开一看，心中一热，愣了好久——内有4盒“前门牌”香烟！平时袁鹰不抽烟，只有朋友来访时他陪着抽一支半支，吴芸红想丈夫在房山干校蹲“牛棚”，整天不是写检查，就是写“揭发材料”，这不是写自己想写的东西，而是被迫的，心情肯定不好，又不能送营养品，特意给他买了烟。

在长期的少先队工作中，她一切为了孩子们，心中始终想着更多的孩子，耽误了照顾自己的孩子。当年，吴芸红和袁鹰被批斗、审查，无法抽身带女儿治病，唯一的女儿田小梅由于高烧耽误了治疗，大脑损伤，导致两腿不能直立行走，造成终身残疾，生活难以自理。

袁鹰说，他与老伴当年曾一起经历过风雨阴晴，“有一段日子，她以羸弱之躯，要挤清晨时间带老保姆和女儿上医院看病，事先雇好三轮车让她们回家，然后自己按时赶到机关接受‘批斗’，她也都挺过来了。十年动乱年月，我们互相关心，互相信任，也互相体贴，互相安慰。”

1979年，少先队名称恢复后，全国各地学校开始配备辅导员。由于新手很多，不少人不懂少先队工作业务，身为《辅导员》杂志顾问的吴芸红请示团中央组织着手编写《少先队工作手册》。工作量很大，吴芸红亲自写提纲、约稿、审稿。她常常带着病改稿子，为了稿子的质量，一字一句反复地抠，甚至有的她觉得不好的地方就自己重写。手册出版后，受到各级少先队组织与广大辅导员的欢迎。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原编委、共青团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谷斯涌说，吴芸红参与了一少至六少会议的筹备和会议精神的贯彻：“在团中央的少年儿童工作中，她是起草各类报告、决议、条例的重要笔杆子，也是研究、指导实践的专家。吴芸红熟知（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少儿工作的全貌，为新中国的红领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年华，被誉为是这个行业的‘活字典’。”

按离休前职级和年龄，吴芸红出差可以坐软卧，但她坚持只坐硬卧。她身体虚弱，但每次公务都拒绝单位派车接送。按学识、水平、能力和资历，她本可以直接申报高级职称编审，但她却要把机会让给年轻同志。

“抢救”少运史料

吴芸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团中央系统第一个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的人，她还多次被评为团中央机关优秀党员、中直系统优秀党员、全国离休干部优秀党员等，并获全国少先队工作突出贡献奖、国务院特殊津贴等。面对这些荣誉，她从来都是心有“惭愧”，一直认为是自己应该做的平凡事。

1983年8月离休后，吴芸红着手总结几十年的工作经验，开始整理、收集、抢救史料的艰巨浩繁的工作。不顾年事已高，她到鄂豫皖边区，到福建龙岩、长汀，到江西瑞金，跑遍文史馆、纪念馆，深入城市乡村、山沟边寨实地考察，收集我国少年儿童运动的第一手历史资料。同行的颜学琴回忆：“经多方打听，找到当年的儿童团员，他们热情地对我们讲述当年儿童团的故事，我们还收集抄录了很多资料，收获很大。”据颜学琴讲，吴芸红了解了在苏区由中央儿童局领导的共产儿童团的历史情况，寻访了当年曾与彭湃合影的劳动童子团团员，参观了革命历史遗址“红宫”，吴芸红“不顾当时炎热的天气，总是为收集到了珍贵资料而感到十分欣喜”。为此，吴芸红历时两年和他人一起编写了40万字的《少先队工作手册》，被誉为“中国少先队学的奠基石”。

从年轻时就曾系统学习过教育学的吴芸红，十分渴望加强少先队的理论研究，探索少先队工作的规律和特点，从而使少先队工作真正成为一门科学、一门新兴的中国少先队学。抱着这个信念，当“全国辅导员进修学校”教材编写组组织撰写《少先队工作理论》时，她抱病参加审改教材。胃疼了，就吃止痛片，吃药后发困，又喝浓茶……连续工作到翌日凌晨。她不顾年老体弱，到吉林、内蒙古讲学，为全国辅导员进修学校举办的电视讲座讲少先队理论的第一课，并担任全国辅导员技能技艺比赛的评委。她时常为中国少儿运动史所困惑，年代不清，史料无人整理，线索如同乱麻，缺少统一、完整、科学的体系……她深感基础研究的薄弱。于是，她想全力开拓这块迷人的园地。

离休后，吴芸红与有关同志到一些省区市收集有关少先队的历史资料，去基层寻找最早见证少年儿童运动的那批人，访问当年的少先队干部等老同志，走访文史馆，厘清中国少儿运动的历史脉络，总结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开少先队史学研究先河。

她主编了近29万字的教材《中国少年儿童运动史》，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我国少年儿童运动发展情况的专著，还合著了《中国少年儿童运动史话》《少先队的光辉历程》《闪闪的火炬》，并出版了多本《中国少年儿童运动史资料选辑》等，为少先队理论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书中的很多内容，都是在她离休后用腿、用笔一点一点跑出来、写出来的。但她却拒绝要稿费，她说她做的都是她分内的工作。2003年到2004年，受全国少工委、中国少先队工作学会委托，又主持编写了一本《中国少先队工作50年大事记》。

6年前，即2016年5月27日，吴芸红因年老体弱、全身脏器功能衰竭而去世，享年95岁。一辈子在跟少先队打交道的吴芸红默默地走了。

吴芸红！一个很多人并不熟悉的名字，但这是一个与许多人的成长紧紧关联的一个名字，是一个可以载入中国少先队史册的名字。

（本文作者余玮系红色作家，诗人，雷锋研究专家。中国作协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