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靖 口述 本报记者 谢颖 采访整理

■编者按：

6月11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不久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动全党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本报记者专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袁靖，讲述他对中华文明探源的研究，以及围绕文化遗产履职建言的思考。

一

我选择考古学作为专业，走上考古研究道路，源于“一篇文章”。1977年，我姐姐袁明准备报考北京大学研究生，她是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1967届的毕业生，当时在陕西省临潼县的铁路中学当英语老师，我则在临潼县的陕西省生物制药厂当工人。我姐姐给曾经教过她的北京大学西语系的李赋宁先生去信，希望李先生给她一些复习英语的资料。李先生寄来一些英文文章，她翻译了一篇《Lost Cities》（消失的城市）。这篇文章讲述了西方学者发掘古代城址的故事，她把这篇译文推荐给我看，其中第一部分就是讲述19世纪德国考古学家海因里希·谢里曼的故事，谢里曼自幼相信《荷马史诗》是真实的历史，他依据《荷马史诗》的记载，通过发掘寻找历史的考古行为，成为世界考古学史中永远值得尊敬的壮举。我读完这篇文章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开始对考古学有一种向往。这也成为我后来选择报考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一个重要原因。

上世纪80年代，我入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之后赴日本留学四年，渡过了1400多个日日夜夜，每天都在努力学习动物考古、环境考古的理论和方法。我的博士论文就是从动物考古学的角度，探讨日本绳纹时代霞湖地区的人地关系。

1993年，我从日本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后，我去的第一个考古遗址是内蒙古赤峰市兴隆洼遗址，这是距今8000多年前的聚落遗址，保留了大量当时人居住的房址和遗物。我在那里首次研究了古人遗留下来的大量动物骨骼，比如在房址里遗留着一堆一堆的猪和马鹿的头骨，头骨上均钻孔，记录了古人如何利用动物跟神灵或祖先沟通的历史。

不久后，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的俞伟超先生邀我去他们主持发掘的河南渑池班村遗址做动物考古工作。当时动物考古学研究在国内刚刚兴盛起来，真正从事该研究的学者屈指可数，且在田野考古工作中处理动物骨骼的方法尚未普及。记得有一天，我在清洗一个坑里出土的一堆乱七八糟的动物骨骼时，发现它们全部是猪骨，且所有破碎的骨骼都可以拼对起来。我顿时兴致大发，拿着这些骨骼拼对了几天，最后一共拼对出7头年龄不等，但骨架完整的猪。再去对照当时的发掘记录，我发现出土这些猪骨的坑属于距今4000多年前，出土时这些猪骨一头一头摆放得十分规整，显然当时是连皮带肉有意识地摆放的，后来皮和肉都腐烂了，只剩下这些骨架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尽管考古人员采集猪骨时不太仔细，把它们堆在一起，但我还是能够按照骨骼部位把它们区别清楚。我推测当时的古人可能在这里举行过神圣的仪式，用这7头猪禀告上天和祖先，希望得到上天和祖先的护佑，仪式活动后掩埋的猪，经过数千年的时光，就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猪骨。我当时兴致勃勃地把全部猪骨架按照个体一头一头分别陈列在标本架上，就回北京了。后来俞先生陪着中国科学院的刘东生院士到班村工地检查工作，回到北京后就给我打电话。我到现在还记得他非常兴奋地说：“袁靖，我们一直通过拼对陶片来复原陶器，这个工作已经干了几十年了，但是通过拼对动物骨骼来复原完整的动物，这对我们来说还是第一次。毫无疑问，一堆没有搞清楚的乱七八糟的动物骨骼和7头完整的猪骨架，对于考古学家而言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俞先生的夸奖和肯定，令我备受鼓舞，也更加坚定了自己要努力做好动物考古学研究，为中国的考古学研究贡献力量的决心。

二

从2002年开始，我参加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探源工程先后列入国家科技攻关、科技支撑、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由科技部立项，国家文物局作为组织单位，联合了国内外数十家单位的近400位专家学者开展了大规模的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致力于探索中华文明起源这一重大课题，现在已经进入第五阶段了。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从预研究到第一、二、三阶段的研究，我都在一线，担任技术、生业与资源课题的负责人，现在是第五阶段的专家组成员，继续同步跟进，可以说我一直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亲历者。

中华文明起源是中国历史中的重要内容，属于上古史。但长期以来这个部分被归入传说时代，将传说转化为以考古学物质文化遗存为基础构建的上古史，可以为中国历史补上重要的内容。此外，在文明起源表现在金属、文字和城市这样三个要素的理论框架下，大部分欧美学者认为中国的文明要从商代晚期算起，而黄河流域以外并不属于中华文明。因此，中国学者通过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的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可以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原创性贡献。

从我自己主持的研究来看，古代技术和生业的发展演变对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历史进程起着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在中国考古学中，对技术与生业没有过多地探讨，在不少方面的认识基本是空白。为此，我们借鉴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化学、地学、物理学等前沿学科的最新技术，制定了从资源、技术、生业三个方面，对重要资源的获取与利用、农作物种植、家畜饲养、冶金技术、陶器制作、石器制作、玉器加工等7个领域开展分析研究，对中华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阶段的技术和生业背景进行全面、系统的探讨，这是一个填补空白的研究，从课题的设计到成果的问世，都是一个原始创新的过程。

展现中华文明起源发展历程，展现早期中国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揭示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有助于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的研究，可以丰富世界文明史，为人类发展的历程提供东方世界的样本。

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运用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化学、地学、物理学等前沿学科的最新技术分析我国古代遗存，使中华文明探源有了坚实的科技分析依据，拓展了我们对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认知。

从动物考古学开始，几十年来，我一直致力于科技考古的推动发展，深深感受到，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学中的逐步推广，正在给中国考古学带来一场革命性的变化。科技考古的内涵是以考古学的研究目标为指引，聚焦考古学研究的问题，应用自然科学等相关学科的方法和技术，对考古遗址进行勘探，对遗址所在区域进行调查和取样，对出土的多种遗迹和遗物进行观察、鉴定和测试，对各类与考古研究相关的资料进行定性分析和定量统计，以获取更加丰富、更加全面的古代人类活动的信息，在考古学研究思路的指导下，经过归纳、分析和探讨，从整体上拓展考古学研究的领域，深化考古学研究的内容，提高考古学研究的科学性，体现考古学研究的价值。

科技考古大致可以分为数字考古、年代测定、古DNA研究、同位素研究、有机残留物分析、环境考古、人骨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冶金考古、陶瓷器科技考古、玉石器科技考古等12个领域。这些领域的众多科研成果，被广泛地应用于考古之中，为考古遗存测定了绝对年代，为古代历史提供了科学证据，勾勒出古代历史发展中的诸多细节。比如用数字考古的方法认识、判别地上和埋藏在地下的遗迹和遗物，用人骨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有机残留物分析、古DNA研究和同位素分析的方法探讨古人的体质特征、亲缘关系、社会结构、食物结构等。

迄今为止，在考古遗址中科技考古的思路和方法贯彻得最为彻底的遗址就是被认为是夏代晚期都邑的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二里头遗址。这里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至第五阶段研究的重点，通过各种分析和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二里头遗址的绝对年代大致为公元前1750年至1500年；当时的气候温暖湿润，二里头遗址的居民在土质肥沃的二级阶地上建立居住地；可持续发展的多品种的农业生产已经成为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多品种的家畜饲养保证了肉食来源，一些家养动物还在当时的祭祀活动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当时已经能够做到依据石器的功能特征选择合适的石材制作石器；陶器制作的规模化生产进一步稳定；制作金属器和玉器的专门性技术更加完善，可以进行规模化生产……这些认识全面丰富了我们对于二里头遗址的年代、自然环境、人类体质特征和健康状况、农业、手工业、生产关系等在内的认识，是构建夏代历史的重要内容。

要进一步做好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有许多工作要做，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强化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不断融合，进一步推动科技考古的发展，加强科技考古与田野考古的密切融合，推动中国考古学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同步做好我国“古代文明理论”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转化工作，加强对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和感召力。近年来，文物领域以及社会各界都在积极探索让文化遗产活起来，其中电视和新媒体就起到了很好的宣传和推广作用。这几年，我参加了央视录制的百年考古大发现、考古公开课等节目，还在腾讯会议上作讲座，讲述科技考古在考古学延伸历史轴线、增强历史信度、丰富历史内涵、活化历史场景中已经发挥并且还将继续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讲述人骨考古、动物考古和植物考古的有趣的故事；讲述作为夏代都邑的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二里头遗址系统的科技考古成果，都取得了很好的反响。

用人民群众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方式做好考古研究成果的普及和宣传工作，以文化人，以史育人，是我们义不容辞的重要职责，也是考古工作的一个乐趣，寓教于乐。这个工作意义重大，有助于积极引导人民群众更好地认识和认同中华文明，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也有助于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素养。

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后，我以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作为自己在政协工作的主要切入点，也越来越感受到，实实在在地履行好一个政协委员的职责，通过政协这个平台能够为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发挥积极作用。五年来，我就科技考古、田野考古、人才培养等提交了多个提案。

2016年，针对可移动科技文物未经统一管理，散布在各地的研究或教学机构，保存状况参差不齐的问题，我提出《关于建设国家特殊文化遗产科研标本总库的提案》，并多次与国家文物局相关部门的同志交流，建议国家文物局和科技部加强沟通，制定实施和完成建设国家特殊文物资源标本库和数据库的时间表；委托有条件、有基础的高校、科研院所和文博单位负责具体建设各类科技文物资源的标本库和数据库；做好既往资料的收集、整理与分析及实物标本的数字化和信息化等工作。现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建设国家文物科技资源库的计划，首先委托我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国家动植物考古重点科研基地开始实施全国第一家动物考古资源库建设，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建设各类资源库做好试点。

我体会到，为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工作的议政建言，符合时代的需要，代表了广大文化遗产保护和考古人员的心声，必将融入国家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伟大事业之中。“当好人民政协制度的参与者、实践者、推动者”，今后我要更加严格地以政协委员的责任要求自己，在做好调研，聚焦关键问题的基础上，与政府相关部门充分沟通，凝练具体的解决措施，加强在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方面议政建言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为推进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为书写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的光辉篇章贡献自己的力量。

《 人民政协报 》 （ 2022年06月11日   第 05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