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82年大学毕业后一直在高校从事教学科研及编辑工作，是高教战线的一名老兵。受组织信任，有幸成为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四年多来，我时刻牢记政协委员的职责使命，在本职工作的身边事、近前事、业内事中，注意发现具有一定普遍性的问题，分析思考其可能会给国家、社会和事业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深入调查研究，多方征询界别人士的意见，积极反映界别人士的建议和诉求，探寻解决问题的途径，从专业的角度积极建言，履职尽责。

张博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语言大学二级教授

我所在的北京语言大学素有“小联合国”之称，是中国唯一一所以对来华留学生进行汉语、中华文化教育为主要任务的国际型大学。我在与国内外中文教师和留学生长期接触中察觉到，外国学生对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发展逻辑缺乏了解，有的外国学生听不懂，不感兴趣。如何针对国际学生这一特定群体的语言能力、认知结构和文化心理，引导他们主动发现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认识中国政府的治国方略，理解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经过与业界专家和一线教师深入交流，我认识到，应当以国际学生听得懂易接受的话语、真实而富有感染力的素材、多元叙述主体和对话性语态，给国际学生留有进入教材或教学的充分空间，与中国好故事有共享、有共鸣、有对话。由中文教学进一步关注中外人文交流，我发现，当前我国的国际传播也存在较强的宣介性，传播实效还有待提升。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我在致公党、侨联、对外友好界政协委员联组会上，就“淡化中外人文交流传媒作品的宣介性，增强纪实性和感染力”作了专题发言。会后以《政协信息转送件》形式将该建议转送有关部门。

我担任语言学核心期刊《世界汉语教学》主编十余年，连任两届校学术委员会主任，对论文抄袭、重复发表、数据造假等学术不端事件时有接触，对中国作者因学术失信屦被国际期刊撤稿给国家诚信形象带来的损害更深感忧虑。在调研中我发现，尽管党和国家近年先后发布多种文件，体现出对科研失信厉行惩处的坚定决心，但学界和管理部门仍多以个别事件对待科研失信行为，未能高度重视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的严重现状及恶果，处罚也基本上限于行政范畴，治理难有明显成效。为进一步推动惩处学术不端落到实处，我于2020年两会期间提交《关于落实两办〈意见〉、健全学术不端监督惩戒机制的提案》。该提案得到提案承办单位科技部的高度重视，2020年12月3日，我应邀走访视察提案办理情况，科技部负责同志详细回应了提案办理情况，告知提案中的建议有的已经“落地”。有中央媒体对此进行报道，相关新闻被数十家网站和微信公众号转载，受到社会广泛关注，为推进学术诚信建设起到积极作用。

近十年来，在高校人事制度改革探索的基础上，在党和国家有关部门多个文件提出的“准聘与长聘相结合”政策导向下，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推行“准聘－长聘”教职制，这对引入竞争和流动机制、激发青年教师的潜能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通过与青年教师的接触交流及对相关舆情的追踪调研，我发现，目前高校“准聘－长聘”制改革侧重于“准聘”制，在高校自行设立的“非升即走”条款中，普遍存在重科研轻教学、唯量化指标论、量化指标不尽合理等问题。其后果是：青年教师学术研究的目的从理论创新和解决实践问题异化为升职达标，在“不发表就出局”的重压下，不敢挑战开创性、周期长或存在失败风险的研究课题，不愿承担团队服务和合作任务，对教学工作更是敷衍应付；将主要精力放在拆解博士论文追求期刊发表，或是炮制没有实质性研究的应景文章，甚至出现一稿多投、重复发表、抄袭剽窃、伪造研究数据等学术不端行为。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重视和解决，不仅会使高校在师资遴选中将袁隆平（工作12年后始发首篇论文）那样的创新人才拒之门外，更为严重的是，会抑制青年教师的学术热情和创新精神；且由于青年教师无心教学而影响本科生创新能力的提升。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将“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列为面向教育现代化的十大战略任务之一。如何落实这一战略任务，有效破解振聋发聩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认为，高校人事制度改革是关键。因此，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我提交了《关于立足培养创新型人才完善高校“准聘-长聘”制的提案》，得到社会和有关媒体广泛关注。

这几年，我还针对本职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从专业的角度提出过《关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差别化区域支持措施的提案》《关于借助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实习援助民族地区推普的提案》《关于加强国家应急语言服务能力建设的提案》等，都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

此次全国政协“委员读书漫谈群”组织的委员履职经验分享活动特别好。我看了前面40多位委员的履职故事，对他们的担当精神由衷敬佩，学到了很多履职经验，更看到了自己与其他委员的差距。今后，我将以他们为榜样，加倍努力，不断提高自己履职尽责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