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众议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另一方面，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因此，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和平思想业已成为政协委员的重要任务和历史使命。

作为人文学者，我意识到在狭义文化传播和国际舆论宣传领域，我们仍然面临茶壶煮饺子问题。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提高中国叙事水平亟待努力。为此，我们特别要注重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主动借鉴世界优秀文化，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形成同我国文化底蕴、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多年以来，尤其是在最近10年，我国文史哲研究在学术史、学科史和话语体系方面迈出了较为坚实的步伐，为“三大体系”建设、彰显“四个自信”奠定了学理基础，完成了学术范式和立场方法的重要转型，社会历史批评和学术史、学科史研究向度得到了有效的拓展。与此同时，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在清理历史虚无主义等问题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马克思主义研究、伦理学批评、叙事学转型等方面的著述不胜枚举。在此仅就文学伦理学批评和叙事学转型稍加评点。

文学始终离不开伦理，就像其不可能不浸淫于审美传统。用蔡元培先生的话说，我国伦理学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历时2000余年。但是，受纷纷攘攘、林林总总的现代西方文学理论、批评方法的冲击，文学伦理学批评被忽视，直至近10年在有关同行的倡导下形成态势。其主要观点在于人类文化经历了“自然选择”“伦理选择”并正在或即将经历“科技选择”三个阶段。这无疑值得重视和讨论。另一个重要现象是叙事学转型，即从形式主义向价值和认知转化。有学者从叙事价值论出发，认为如何在智人的基础上阐释叙事人，是叙事学发展的重要方向。在我看来，这非常符合我国的话语体系建构，盖因当西方仍在血缘论向度上强调种族民族问题时，中华文化却早在2000多年前已经从认识论层面淡化血缘在族群和社会构成中的作用了。所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化成，也即叙事化成、认知化成。也正因为如此，在历史长河中，我国各民族相互依存、交融汇聚，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

认识人类文明新形态、阐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必须以我为主、从我出发，同时兼容并包、吸取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在这方面，政协大有可为，政协委员也大有可为。学术界、文化界应砥砺奋进，讲好中国故事，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彰显中华和平宏愿，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