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黄鼎臣加入中国致公党。同年初抵达香港，并以黄劈寰之别名与一些致公党上层进步人士酝酿筹划改组致公党，整顿党务，推进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并在中国致公党“三大”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兼组训部长。

黄鼎臣在长期的革命生活中久经考验，致力于统一战线工作和民主党派工作，为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进步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1954年10月，黄鼎臣(后左六)陪同司徒美堂、陈其尤接待回国参加国庆观礼的印尼、缅甸洪门人士。

老“海归”的赤子之心

黄鼎臣是我们侨界的老前辈，又是致公党中央原主席，任职致公党中央主席时曾两次到厦门，他身材魁梧，脸上带着慈祥的笑容，耳朵不好，常戴耳机，讲话声音十分洪亮，统战部指派我陪同黄老在厦门视察。黄老告诉我们，早在1919年，他就到厦门的日语学校学习日语，之后便满怀拯民救国的热望东渡日本学医，那时的厦门到处是破旧狭隘的小屋，污水横流，蚊蝇肆虐。

1928年5月3日，日军制造“济南惨案”枪杀我军民4000余人，震惊全国。消息传到日本，在日留学的中国学生集会游行抗议日军暴行，随即成立“反日大同盟”，黄鼎臣被选为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多次集会游行中，身材高大的黄鼎臣经常高擎旗帜走在最前头。

1928年夏，黄老因开展爱国反日活动被拘留并遭遣送回国，同年9月又因开展反日大同盟活动在上海法租界被捕。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迫于压力，蒋介石阳奉阴违执行减刑1/3的把戏，黄老服刑4年后，结束了他在上海的铁窗经历，狱内中共秘密党支部给这位“海归”的评语是：“艰苦斗争，表现很好。”组织上最初计划让黄老退到中央苏区去工作，后来考虑他是“海归”，又有公开行医的条件，可以申请执照挂牌行医作为掩护，就把他留在了上海。

为了申请行医所需的毕业文凭，组织上同意黄鼎臣回广东海丰。当他拿到文凭准备返沪时，上海的中共临时机关遭到破坏迁往苏区，他和党组织失去联系，从此便在澳门、广州、桂林、昆明、重庆等地行医，其间在各地从事革命活动。直到1956年，他才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而此时的他已经是致公党中央的领导人之一。

一生以周恩来为光辉典范

黄鼎臣不但一生以周恩来为榜样，更把周恩来当成挚友。黄老在回忆录中记述：我从1925年就仰慕周恩来的英名。抗战期间我在重庆行医，并担任新华日报社医药卫生顾问，常到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和周公馆等处给同志们看病，有机会见到周恩来同志。当时周恩来是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驻国民党统治区中共代表团团长，公务极为繁忙。在曾家岩周公馆，常见他和董必武、王若飞等领导同志废寝忘食、通宵达旦地工作。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要与各方面人士接触，与各界进步人士的联系尤为密切。那时各界人士常在郭沫若家里聚会，讨论抗战形势，民族前途，国家的和平民主等大家关心的问题。有一次周恩来在郭老家里召开座谈会，他用从延安带来的小米和红枣熬成甜粥款待大家，大家都感到带来的不仅是红枣和小米，而且是延安人民的深情厚谊。

黄老在此次会上提出组织一个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的建议，得到周恩来的赞同，当即表示说：“你的想法好。为抗战胜利与和平民主，你应该把这个工作组织好。”周恩来还委派一些得力的同志去联系工商实业界人士。1945年，以实业界、知识界上层人士为主的民主建国会在重庆成立，黄老成了民建创始人之一，同时也参加并筹建民联（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黄老从那时起开始公开参加爱国统一战线，在周恩来领导下做联系民主人士的工作，在许涤新同志征求对今后如何开展工作的意见时，黄老谈到自己与致公党上层人士有接触，可以考虑自己以“侨”的身份做联系致公党的工作，这个意见得到许涤新同志的赞同，并得到周恩来的重视。

黄老回忆说：周恩来同志在重庆负责南方局工作，从不放过任何同党外人士接近的机会。有什么事情，他都向党外民主人士通报，找大家商量。正因为如此，党外民主人士对周恩来都敬佩有加，言听计从。黄老深情地说：致公党能够走向革命，成为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中八个民主党派之一，是与周恩来的支持帮助分不开的。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

20世纪20年代，黄老在日本留学和侨居时，目睹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日甚一日，回国后，投入抗日救国斗争，使他更加体会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就是民族大团结、共同抗日的主张，是极为英明的政策”。这一政策，团结了东北军和西北军，并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这一政策，动员了广大群众投入抗战洪流。海外侨胞、洪门人士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出钱出力，为祖国的伟大抗战事业作出了贡献。

司徒美堂先生是美洲著名侨领、美洲致公堂的老前辈，1941年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华侨参政员，经香港转到重庆。在重庆看到国民党消极抗日的现状，使他感到非常失望。正在这时，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会见了司徒美堂，赞扬了司徒美堂的爱国精神，鼓励他在美洲华侨中积极开展抗日救国的活动。周恩来的关怀和信任，使司徒美堂深受鼓舞，更加坚定了抗日的信心。

当时，致公党中央干事会在香港号召“各地党员以实际行动拥护祖国的抗日战争”。司徒美堂到重庆时，致公党中央干事会的陈其尤正在重庆。陈其尤和黄老是留学日本时的同学，又是海丰同乡，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时事，宣传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既分析时局，又商量如何多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点事情。陈其尤赞同黄老的意见，认为可以充分利用和发挥司徒美堂的作用，通过他推动美洲华侨支援抗日战争。通过商议，他们请司徒美堂到黄老家里吃饭，席间，司徒美堂介绍了美洲华侨的情况。他说，华侨非常关心祖国的抗战，愿意为抗战出钱出力，然而重庆的现状却使人感到忧虑。政治上不民主，民族不能团结，这是最可忧的。他又说，日本并不可怕，就怕我们自己一盘散沙。他还谈到见到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了解到共产党是全力抗日的力量。大家一致认为，为了中华民族的前途，为了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必须发扬政治民主，维护民族团结。

司徒美堂返回美国后，除了在美国宣传抗战外，还先后到加拿大向侨胞宣传抗日救国，并为抗战募集资金，当冯玉祥、杨虎城、蔡廷锴三位抗日爱国将领去美国时，司徒美堂和其他洪门人士尽力组织接待和保护。

“南侨机工”是抗战中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1938年10月，广州失守，东南沿海的交通要道均落入侵华日军手中。连接缅甸腊戌和中国昆明的滇缅公路成为中国唯一陆上国际通道。陈嘉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1939年2月至9月，新加坡南侨筹赈总会组织3000多名华侨汽车驾驶员和技术工人行驶在滇缅公路上。

大部分司机是来自东南亚各地的华侨。在这条崎岖之路驾驶是十分辛苦的，司机得病的很多，疟疾、伤寒、回归热等折磨着他们，为了抗日，许多司机带病坚持开车，常常有人晕倒在驾驶室里。黄老当时在昆明行医，深深为他们的爱国精神所感动。因此，便不遗余力地为他们治疗各种疾病。有的司机对他说，缅甸那边物资堆积如山，运不过来，你要快点把我治好，好为抗战尽力啊！黄老非常理解他们的心情，他们抛妻别子，离开家园，日夜奔驰在这条髙原之路上，为抗日默默地流汗、流血。“南侨机工”沿着滇缅公路回国参加抗日救亡，成为华侨史上的爱国壮举。

为“三大”召开助力奔走

黄老与中国致公党的关系可谓源远流长，20世纪30年代初他在澳门挂牌行医，当时致公党总部设在香港，陈其尤是他哥哥的把兄弟，他曾经给予黄老支持和帮助，建立起他与社会各界的联系和致公党的海外关系。

1946年4月下旬，黄老应陈其尤的邀请抵达香港，并经陈其尤介绍加入了中国致公党。据黄老讲述，当时香港社会复杂，为了避人耳目，仍然采用“歃血为盟”的古老的入党仪式，用一根较粗的针，刺入左手中指，让血从指头冒了出来以表“忠义”。第七、八届致公党中央副主席陆榕树回忆说，1949年3月，时任宣传部部长雷荣珂介绍自己的入党仪式，是由秘书长陈演生审核后拿出一根钢针，抓住他的左手刺入中指……不过“三大”以后，这种“歃血为盟”的内涵，表示为中国致公党齐心协力，始终不渝地为祖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贡献力量。

1946年5月1日，中国致公党正式恢复工作。1947年2月10日致公党中央以“干事会”的名义向各地组织发出通告及函件，确定代表大会开会时间。黄老积极协助陈其尤、陈演生，酝酿恢复致公党总部和召开“三大”事宜。在此期间，工作得到中共华南分局连贯、饶新风、许涤新等同志的热情帮助，并邀请进步人士作形势报告，使得党内的同志政治觉悟进一步提高，因此国民党当局企图拉拢致公党，妄想变成他们的傀儡，阴谋未能得逞。后来，国民党转向支持中国洪门致公党到上海开会成立中国洪门民治党。由于致公党人与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有过交往，有较深刻的体验，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使中国独立、富强。因此，在中共华南分局同志的帮助下，排除困难积极加紧重组致公党，以便动员海内外洪门人士、华侨支持和参加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

应当指出，致公党“三大”筹备期间，1946年7月25日中国洪门民治党在上海成立，同年10月23日据《大汉公报》报道：中国洪门民治党主席司徒美堂分别拜访周恩来、李维汉、张君励、沈钧儒、孙科、吴铁城等，劝告各方，共同协力，完成和平。为了团结更多洪门人士支持中国致公党，黄老奔赴上海，向海外洪门人士通报中国致公党重组情况，包括美国纽约致公总堂会长箫步云（“三大”中央执委兼侨务部长）等不少致公党人士回归中国致公党组织。

黄老说：1946年夏，周恩来两次亲赴司徒美堂寓所晤面，向他介绍抗战胜利后的形势和解放区的情况，揭露蒋介石争夺抗战胜利果实、制造摩擦，企图发动内战的伎俩，并邀请美老赴解放区参观。后来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搞得天怒人怨，民不聊生。美老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正确的，遂毅然与蒋介石决裂，拒绝参加伪“国大”。

从1946年5月至1947年5月，重建致公党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黄老在干事会上特别指出:“中国致公党是一个具有革命传统的爱国华侨政党，应该充分发挥华侨政党的作用，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正式声明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参加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斗争。”他的发言得到了中央干事会成员的一致赞同。

在中国历史的转折关头，为推动中国致公党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使致公党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黄老起了重要作用。也就奠定了中国致公党参加第一届政协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多党合作的基础。

1947年3月17日发表了《中国致公党声明》，4月4日发表致公党反对美军继续驻华声明。这些文件历数了蒋介石国民党发动派发动全面内战的种种罪行，强烈要求美国改正其对华政策，给美蒋反动派以巨大的冲击，给中国共产党以有力的支持，同时也扩大了致公党在国内外的影响，为致公党召开“三大”，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了充分的舆论准备。

1947年5月1日，中国致公党在香港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发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6月9日，中国致公党单独发表《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宣言》。

这是中国致公党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标志。

▲1984年10月1日国庆节，黄鼎臣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观礼。

▲1987年8月致公党中央八届中常会十六次（扩大）会议上，黄鼎臣提议辞去中央主席职务，推荐接替他的人选，以实际行动为新老合作和交替作出贡献。会后留影，前排左起：叶佩英、黄清渠、黄独峰、伍禅、董寅初、黄鼎臣、伍觉天、许志猛、陆榕树、许乃波、郑正仁、郑守仪（笔者为后排左三）。

致力统战工作的楷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老担任了多方面的领导职务，在全国政协、民主党派、中国侨联、医药卫生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各民主党派逐步恢复活动，致公党中央和各民主党派一样，为适应当时的形势和任务，成立了党派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黄老成为致公党中央领导机构的第一负责人。

1979年10月，致公党“七大”上，黄老当选中央主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黄老根据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结合致公党的实际，多次强调要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团结归侨、侨眷和海外人士，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实现四个现代化、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贡献力量。

黄老十分重视致公党的组织建设和发展工作，80多岁高龄的他，分赴各省市指导恢复、建立地方组织，使其在新时期能更好地发挥致公党的特色和优势。他经常说，致公党以往的基础比较薄弱，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因而在过去没有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新时期，团结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任务更繁重，应努力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发挥自身优势。致公党从恢复活动时的300多人，到1988年拥有成员8700多人，建立了不少省市地方组织，而且成员的政治、业务素质都是比较好的，年龄结构相对来说也比较年轻。新的成员、新的组织，为致公党注入了新鲜血液和新的活力，这为进一步发挥致公党的作用，为发展新时期的多党合作，奠定了组织基础。

黄老非常重视积极开展海外联谊活动。1984年和1987年，他不顾年事已高，率团应邀出访菲律宾、加拿大、美国和牙买加，访问这些国家的华侨华人社团和洪门团体，宣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广泛增进了友谊。1985年中国致公党成立六十周年之际，致公党邀请了若干国家的洪门团体参加纪念活动，把曾经亲“台”的传统洪门团体“请进来”，为促进两岸交流“先行先试”。后来，不断扩大海外联谊工作，邀请海外洪门团体和洪门人士到中国参访(我也参与过接待)。在黄老的领导下，致公党大力动员归侨、侨眷支援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展“三引进”工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些也都是我目睹和亲历的，在每次接待中，热情洋溢的讲话，宣传祖国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和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赢得了海外侨胞和洪门人士的赞誉。

1987年8月24日，我应邀列席致公党中央八届中常会十六次（扩大）会议，聆听黄老的讲话，深深感到他特别重视致公党中央和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注意维护领导班子的团结，注意引进和培养新人的工作，充实领导班子的力量。在此次会上，黄老还提议辞去中央主席职务，推荐接替他的人选，以实际行动为新老合作和交替作出贡献。他这种顾全大局，光荣引退的高风亮节，令人十分敬佩。

黄老的一生是爱国的革命的一生，是鞠躬尽瘁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兢兢业业为中国致公党事业奋斗的一生。

黄鼎臣忠诚地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识大体、顾大局、讲团结、讲原则，为我国多党合作奋斗的革命业绩和高尚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作者系中国致公党中央党史与党务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致公党中央理论与学习委员会顾问、厦门市侨联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