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译译者谭】

在儿子眼里，妈妈徐家玲永远有写不完的“作业”，平时工作到深夜，到了周末，仍然在家里的办公桌边一坐下去就是半天，忙起来没完。那时候，徐家玲40多岁，儿子读小学，身为东北师大历史系副教授的她，一边忙着给研究生上课，一边跟随朱寰先生读博士，一边忙学术研究，同时还译（校）着书稿。

1978年，正是改革开放的第一年。那一年，教育部恢复研究生招生考试，在吉林省柳河一山沟小镇中学教书的徐家玲得知消息之后深感振奋，29岁的她想抓住这个机会奋力拼搏，寻求人生新的起点。她的这一想法，得到后来担任其硕士导师的郭守田先生和朱寰先生的鼓励和积极支持。当时，东北师大还是归属于吉林省的一所地方院校，称吉林师范大学，但不久之后，就直接划归教育部成为部属院校。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批老一代世界史学者的艰苦付出，该校的世界史学科在国内学界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徐家玲亲炙的三位先生林志纯、郭守田和朱寰（后两者是徐家玲的直接导师，林先生是学科首座）都是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的奠基人和开拓者。1983年，在林志纯先生的推荐和斡旋下，毕业留校工作的徐家玲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前往希腊进修拜占庭史的学者，与南开大学的陈志强等人一起来到位于希腊历史名城萨洛尼卡的亚里士多德大学，开始为期两年的学习。

经过几十年的学术耕耘，她凭借《早期拜占庭和查士丁尼时代研究》《拜占庭文明》《世界三大宗教史纲》等学术著作奠定了在国内拜占庭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地位。今天，74岁的徐家玲依然奋战在科研一线，每周给学生上课，指导硕士和博士。中国世界中世纪史学会副理事长、常务理事，第二十届巴黎国际拜占庭大会第一位参会的中国代表……这些学术身份，足以显示她与世界中世纪史及拜占庭学的深切渊源，以及她在这一专业领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和声望。

采访徐家玲的缘起，是因为她是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拜占庭帝国史》和《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的译者。回溯与商务的交集：最早始自于1978年备考研究生时母亲送她的一本当时商务最新出版的《英汉辞典》（按当时的工资收入，这是比较奢侈的礼品），郭守田先生和朱寰先生帮她搜罗当时能找到的世界史研究方向的书籍和参考资料中，两册由林志纯先生和郭守田先生编著的《世界通史资料选编》（上古部分、中古部分）也是商务在版的。至今，这些一直都被她珍视为自己学术生涯中的“良伴”。后来，根据学习的需要，她又选购、收藏了许多学术方面的世界名著和一些工具书，其中多数是商务出版。和绝大多数学者一样，在成为商务的译者之前，徐家玲是商务的忠实读者。

在同时代的学者中，徐家玲的外语基础算得上是很好的那种。青少年时期，她就读的是吉林省第一所在上世纪60年代开授英语课程的重点中学吉林省实验中学，正是凭借这一优势，在经历了“文革”和上山下乡的曲折后，她于1978年顺利考上了东北师大的研究生，并选择了世界史作为终生学术志业。由于林志纯先生特别注重对世界史人才的培养，重视学生的外语学习，为此，研二时，学习中古史的徐家玲和同班几个学习上古史的同学被安排和外语系大三的本科生一起学习并参加考试。也是在这一时期，郭守田先生应商务之邀修订《世界通史资料选编》（中古部分）时，让她参与翻译其中的几个条目。时隔40多年，徐家玲早已不记得当年翻译的具体内容，但记忆深刻的是自己的译稿被导师改得满纸通红，特别不好意思。但令她惊喜的是，《世界通史资料选编》（中古部分）修订版出版时，相关的条目后面竟然署上了自己的名字，由此，她“升级”成了商务的译者。

1982年，东北师大历史系举办中世纪史研修班，担任助教的徐家玲，结识了来自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华南师大等一批全国名牌院校的77级历史学人，他们中间有后来成为这一领域知名学者的陈志强（南开大学），潘绥铭（中国人民大学）、孙锦泉（四川大学）等。“当时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觉得自己能做些什么，也能做成什么，于是我们讨论、决议，要合作翻译著名西方中世纪史学家汤普逊的《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有了之前参与《世界通史资料选编》（中古部分）修订版的初试牛刀，到这本《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时，徐家玲不但是其中部分章节的译者，还担纲全书的主校和统稿工作。

1992年，因郭守田先生的引荐，《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在商务出版，算下来，这本书从策划到翻译、校订、成稿到出版，前后经历了近10年。这期间，徐家玲付出了很多，虽然有郭守田和朱寰两位导师支持，但毕竟是第一次译书，还得协调参译者和出版社的关系，需要最后校对全书并付之出版，她感觉压力山大。即使在希腊访学期间全力投入希腊语学习和拜占庭史的研究时，她念兹在兹的仍然是如何尽快完成对“汤书”译稿的最终审订，不负商务师长的期待。

从希腊回来后，徐家玲开始了全面审订“汤书”的艰难时光。那两年里，她几乎没写过什么文章。“不知道的，会以为我怠惰，但我知道，自己不负时光，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1988年，怀着7个月身孕的徐家玲从长春坐火车到北京，将译稿送交商务，编辑看她这情形，心有不忍，说你挺着个大肚子大老远过来，真不容易。但付出的努力没有白费，出版四年后，《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被纳入汉译名著丛书。有一次，一位从事中世纪史晚期研究的学者诚恳地对她说：“徐大姐主译的这本书，是被我们当作《圣经》来读的。”这让她感到，当年他们这群人做了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情，无愧于师长和学界。

十年辛苦不寻常，而徐家玲的另一本译著《拜占庭帝国史》，从策划、翻译到正式出版，则经历了30余年的光阴。最早读到瓦西列夫的《拜占庭帝国史》，是在研究生学习期间，第一个寒假，郭先生给她的假期研修任务就是翻译该书的第一章“拜占庭历史研究的回顾”（后来刊发在当时中世纪史学会的内部交流会刊《中世纪史研究通讯》第一期），从此奠定了她研究拜占庭文明的基础。在希腊访学期间，亚里士多德大学文学院安排了国际拜占庭学的著名学者卡拉扬诺布鲁斯（I. Karayannopulos）教授作为第一批来希腊研修的中国学者的研修导师。卡拉扬诺布鲁斯给他们开出的第一批阅读书目中，有两本非常重要：一是奥斯特洛戈尔斯基的《拜占庭国家史》（后来由陈志强翻译，2006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另一本即是瓦西列夫的《拜占庭帝国史》。在希腊学习的两年里，徐家玲初步完成了《拜占庭帝国史》的翻译，但限于当时的外语水平，加上一些生僻的专有名词和人名、地名，以及对书中涉及的历史时代和历史事件及其背景不太清楚，她仔细研读的同时做了厚厚的一本笔记，并将这些问题标注在译稿上。“20世纪8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学术研究和教育领域百废待兴，从事世界史研究的中国学者，苦于研究资料欠缺，常常把出国进修视为获取最珍贵史料的最佳途径。就拜占庭研究而言，新中国成立40年，只有苏联学者列夫臣柯的一部《拜占庭》（1956、1960年版）译著，相关资料和论文则是少之又少。”考虑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现实需要，徐家玲萌生了将这本书的译稿整理修订，争取在国内出版的想法。

“对我国世界史学者而言,不仅需要更多地引进西方学术界的原典作品（限于经费，这一目标要经历很长的时段才能实现），更应该积极地有选择性地翻译一些经典作品，为更多青年学者和高校教师从事研究做一些奠基工作。”在2019年商务出版的《拜占庭帝国史》“译后记”里，徐家玲自陈心曲：在那个时代，有机会作为第一批中国学者赴希腊研修拜占庭史，是自己的“宿命”，而有机会将这部重要学术著作译出来，介绍给中国学界同仁，则是“宿命”中的“使命”。而于个人而言，她将这本书的翻译看作自己学术之路的起点。

作为一本引导人们从多方面深入研讨拜占庭全史的经典之作，《拜占庭帝国史》出版当年即荣列该年度商务十大好书，获得学界和读者的高度赞誉，并于2020年收入汉译学术名著丛书。一本译著能经住时间的考验和沉淀，得到读者的认可和追捧，除了原著本身的经典性，就是译者对译稿精打细磨的功夫。那些年里，徐家玲除了各种科研和教学工作压力，还得承担各方面的新的、紧急的任务，加上译稿中之前遗留的未能解决的问题，需要更多的知识储备和更宽广的视野；书中各种语言如拉丁、希腊、法、德、意、俄、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等语种所涉及的注释，以及参考文献名称的汉译和理解方面的困难，对于译名、专有名词的选择使用和全书的译名统一……诸如此类的棘手问题，都大大延迟了出版进度。令她感念不已的是出版方商务对她的宽容和尊重。几十年间，译稿经历了手抄稿到打字稿，再到电脑书写稿的不同阶段，且由于翻译工作历时太长，图书出版印刷规则几经调整，人名地名翻译又有新的统一规范，以至于整个书稿不得不进行多次全面通校，前后历经三任责任编辑（于殿利、王明毅、杜廷广）。

“有的出版社为了抢先机，抓版权，紧赶慢赶，不是很注重出书的质量问题。商务的出版理念很好，质量第一，对作（译）者不限制时间，尊重学者的创新。”这也让徐家玲颇有信心：自己的几本译著拿出去，小毛病还是有，但“不敢有欺世盗名、贻害后人的大问题”。她始终记着郭守田先生常说的那句话：“翻译是良心活，我们要对得起学生，对得起读者，对得起后人。”有人说翻译不值得，耽误事儿，钱又少，何苦？但对于徐家玲来说，几十年来兢兢业业地投身学术翻译，既是受到恩师郭守田的影响，也是为了给自己一个交代。“郭老师经常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还能做多少？希望在你们身上，你们得积极努力，往前走。需要什么我就给你们往上推。”一直以来，郭先生这种甘当“垫脚石”的精神激励着她，也成为她学术生涯中固守的座右铭，“我也得给后边的人留点什么，做学生的垫脚石”。

如今，东北师大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科学已培养出许多全国知名的优秀学者（其中拜占庭学专业硕士博士学位的有几十人），他们像春天的花籽儿一般，撒向全国众多的高校，开花结果，成为世界史教学和研究、翻译和出版业的新生力量，为这一学科的繁荣发展贡献新的力量。

（本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