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重要讲话中指出，要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这是继党的二十大报告后，关于“两个结合”的最为系统、全面、深刻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高度，强调“两个结合”是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对“两个结合”的前提、“两个结合”的结果，“两个结合”在筑牢道路根基、打开创新空间、巩固文化主体性方面的重大意义进行了深入阐释。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对“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意义反复申明、强调，并明确指出，“第二个结合”是一次思想解放。

在党的二十大召开前夕，中国社会科学院就已经将“两个结合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列为院重大创新课题进行研究。现在看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重要讲话中的新思想、新提法、新论断必须吸收到课题中，我们的学术研究需要跟上党的理论创新的脚步。“两个结合”是习近平总书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新时代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创造性地提出的重大科学论断，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原创性理论贡献，既以之指导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也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是党的理论的重要创新。而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第二个结合”又是“两个结合”中最为引人瞩目的理论创新。

“两个结合”中的“第一个结合”和“第二个结合”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统一于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伟大实践。“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将内蕴于“第一个结合”要求中的中国历史传统、文化传统等要素凝练、凸显出来，从而让我们在更加深邃广阔的历史维度深入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课题，在新征程的新实践中，使马克思主义拥有更多中国底色、中国风格，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实践因此生机盎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也拥有了更为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从而在继承和创新中不断发扬光大中华民族文化，用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文化新形态。“两个结合”既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又包含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转化，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依托、彼此融通、彼此成就。

从“两个结合”的结果是相互成就来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由之路。我们党对百年奋斗历程的总结，得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的重要结论。只有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文化土壤，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华大地生根、开花、结果。马克思主义要被刚刚步入近代的中国社会所接受，就必须能够解释中国社会发展的新问题、能够回应中国社会近代转型中所面临的困境，必须诠释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为这一有着五千余年连续发展的东方文化寻找在世界发展史中的定位，回答近代变革的时代之问。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也要回答中国新时代历史变革的时代之问。

同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激活其精华才能焕发生命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强调的包容特性，有着融同化异的特性，能够以扬弃的方式接纳异质文化。古往今来，外来文明多次传入中国，但中华文化不但没有失去其鲜明的民族性格，相反，却是兼容并蓄、融为我有，从而丰富了自己的民族个性。中华文化也有顺应历史发展潮流，自我更新，接纳历史变动所带来的社会变迁的意识。但这种转型需要正确理论的指引。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接受与传播则为苦难中的近代中国提供了历史发展的契机。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联系的、发展的观点，辩证的、唯物的观点，等等，也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方法论基础，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切实的路径。这样的“相互成就”，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文化成为现代的，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这里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还包含有一层重要的意义，就是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时代责任的主动担当，这也是我们需要承担的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和责任。

（作者系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