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革命时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徐彬如长期战斗在党的统战前线，为宣传、贯彻落实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立下了汗马功劳，并和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建立起深厚的友情。

帮助鲁迅了解党的方针、政策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徐彬如来到广州，进入中山大学学习。不久，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其间，他和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周恩来、陈延年相识，因工作关系常有接触。由于工作努力，很快被组织上任命为中共中山大学总支书记、中共广东区委学生运动委员会委员。1926年初，为了培养干部，中共广东区委举办了一个干部训练班，负责人是区委书记陈延年，由徐彬如任班主任。徐彬如除完成自身的教学工作外，还邀请区委各运动委员会负责人到校讲课，在他的邀请下，周恩来、罗绮园、彭湃、邓中夏、恽代英、邓颖超、蔡畅等来到干训班，为学员讲解军运、农运、工运、青运和妇运课程。1926年北伐军改组时，为了加强政治工作，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密切合作，以中山大学国民党特别党部的名义，办过一个为期三四个月的军队政治干部训练班，有国民革命军进步军官100多人参加，徐彬如主持了报名、联络工作，同时受组织上委派，和李明扬等人进行了多次接触，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国共合作的重要性。

徐彬如还遵循党组织的指示，在中山大学师生中积极开展宣传工作，取得了相当的效果。1927年初，徐彬如和恽代英、毕磊等人向中山大学校方提出聘请鲁迅到中山大学主持文学系，当即被批准。在鲁迅到广州之前，徐彬如还多次到陈延年处，汇报“欢迎鲁迅的准备工作情况”。中共广东区委认为，鲁迅是一位“彻底反封建的自由人”，是能够与共产党共同战斗的。因此应该“好好地做工作，团结他”。鲁迅到达中山大学后，受到徐彬如无微不至的照顾。他不仅帮助鲁迅解决饮食起居上的问题，还迅速“帮助他了解当时、当地情况”，并不时“陪鲁迅到各处走走看看”。徐彬如还经常拜访鲁迅，向他求教学术问题，并“把党主办的刊物经常给鲁迅送去”。通过和徐彬如等人的接触，鲁迅很快了解到当时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任务，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

一天，徐彬如和鲁迅在一起谈起中共的工作时，鲁迅提出要见见陈延年这个“老仁侄”。徐彬如立即将此事向陈延年作了汇报。几天后，鲁迅和陈延年会面。此次会面，“对鲁迅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促成了鲁迅思想的根本性转变”。

筹备并出席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

土地革命时期，徐彬如转移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军委协助周恩来工作，后受组织派遣，协助王若飞在无锡一带组织暴动，不久又奉命到中共江苏省委沪中区委，任宣传部部长。1928年10月，他与陈潭秋同船北上，筹备并出席了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会后以特派员身份巡视河北各地的工人、农民运动。12月上旬，周恩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部部长）受中央委托来顺直传达党的“六大”决议精神，徐彬如在码头迎接。接到周恩来后，徐彬如安排他在党的秘密交通机关长青旅社休息，后安排他到租界的某饭店暂住。为了保证周恩来的安全，此后徐彬如几乎每隔几天，就为周恩来更换住所。

1928年12月底，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在天津正式召开。会议首先由周恩来作政治报告，随后，刘少奇和陈潭秋也分别作了报告。会议通过了一些决议案，并通过选举正式产生了中共顺直省委。随后，周恩来主持召开了顺直省委第一次常委会会议，徐彬如等出席。会上研究了工作分工，其中，徐彬如负责协助陈潭秋进行宣传工作。1月底，周恩来完成了在天津的任务返回上海。出发前，徐彬如特地向周恩来提起“没有印刷设备，党的刊物只能用手刻”，周恩来听后立即说：“我回上海后立即想办法。”不久，毛泽民就率部分同志携带印刷器材来到天津，帮助徐彬如开设了 “华新印刷公司”，以承接印刷广告为掩护，进行党的文件和宣传品的印刷。

在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上，周恩来曾代表组织号召青年知识分子党员到基层去，到工厂去，到产业工人中去开展工作、接受锻炼。徐彬如积极响应，经省委批准，到基层任党的区委书记并深入到工农群众中间，开展宣传活动，扩大党的基层和外围组织。

西安事变前后，为建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奔走

1935年10月《八一宣言》发表后，中共各地党组织广泛开展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进行抗日救亡运动。这时，中央军委留沪办事处决定派曾在杨虎城所属部队从事兵运工作的谢华、徐彬如重返西安，与杨部十七路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接上了关系，并与杨虎城的代表连续会谈，商洽不与红军冲突，恢复联络线等事宜。经过工作和努力，杨虎城基本接受了谢华的建议，十七路军开始在前线与红军直接建立联系，党的秘密交通线得以迅速建立，在输送干部、传递情报、交通联络和保障物资供应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谢华、徐彬如、李木庵等的不懈努力下，成立了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西救”），特支的负责人均担任了“西救”的领导工作。中共领导下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也成立了东北民众救亡会（简称“东救”）成立后，同“西救”互相策应，密切配合，发动了多次规模较大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

其间，徐彬如等人积极在民主进步人士和广大爱国青年中进行统战工作，宣传中共的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1936年10月30日，“西救”在西安举行悼念鲁迅的大会，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阻挠。徐彬如等人以救国会的名义，联络西安有名望的进步人士出来主持此事，并且通过这些进步人士署名出面请张学良、杨虎城送挽联。结果，由于策略得当，追悼会成功举行，各界人士踊跃出席，并且纷纷登台演说，会场气氛热烈，西安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

与此同时，徐彬如等在西安对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士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邀请了一批军政知名人士加入“西救”。张、杨对“西救”的活动采取不干涉态度，暗中还予以支持和保护，杨虎城还间接给“西救”提供经费。

1936年12月9日，徐彬如、李木庵在“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之际，领导了反对内战的示威游行，旨在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呼吁各界团结抗日。此次游行极大地促进了张学良、杨虎城联共抗日的步伐，对西安事变的发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到达西安，在西京招待所接见了徐彬如等人，对他们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要求他们做好宣传工作，全力以赴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随后，徐彬如以“西救”发言人的名义，在电台上宣传党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政策。

24日，组织上撤销了中共西北特支，恢复中共陕西省委，徐彬如分管统战工作。

不久，国民党南京政府军队进驻西安，局势骤然紧张，徐彬如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转移至延安。

此后，徐彬如任中共陕西省委对外代表，兼做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统战工作，并借《西北》周刊发起人的身份，接待要求奔赴延安的革命青年。1940年至1945年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秘书长、八路军留守兵团联络部部长、中央党校秘书处处长等职。中央党校迁往东北后，徐彬如留任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交际处处长兼社会部副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局土改检查团副团长；东北人民政府成立后，任公路总局局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彬如任交通部公路总局局长；1952年主持筹建中国革命博物馆，并任馆长、名誉馆长。他是全国政协第五、六届常委，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主席团委员、中央副主席。

（作者系安徽省中共党史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