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是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津梁，翻译家是文化交流互鉴的使者，也可以说是文明的播火者。“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翻译对中国的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1908年鲁迅先生发表《摩罗诗力说》一文，里面特别提出要“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先生亲自投入到这“别求新声”的工作，为新文化运动引入异域的火种。钱钟书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中回忆：“我自己就是读了林译而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的。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他从一个角度印证了翻译文学当时的影响。

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与外国文学的翻译引进就像是一呼一应、一唱一和的关系。袁可嘉先生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刘硕良先生主持的漓江出版社“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云南人民出版社的《拉丁美洲文学丛书》成为很多作家的枕中秘籍，带来陌生国度里别样的生活，最重要的是别样的写法，“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王小波在《我的师承》中一一列举查良铮（穆旦）、王道乾、傅雷、汝龙等翻译大家对自己文字风格形成的影响。

其实翻译从来就是吃力不讨好的事业。但老一代翻译家却始终将这项事业视为丰富中国思想武库、滋养中国文学创作的不可或缺的途径。像董乐山先生译《西行漫记》《第三帝国的兴亡》，李文俊先生译福克纳，傅惟慈先生译格雷厄姆·格林，都是如此。李文俊先生去世后，小说家阿乙说：“李文俊先生用毕生的精力投入到福克纳作品的翻译中，不但是让福克纳的作品，也是以自己的精妙译笔，深刻影响到我们这些写作者。李译是我们读者心中的灯塔。”

还记得2007年前后，我为加拿大女作家艾丽丝·门罗的《逃离》寻找合宜的译者。朋友给我推荐了李文俊先生，说他喜欢门罗，译过她的中篇名作《熊从山那边来》。我去李先生家找他。他果然爽快地答应了。那时候门罗还没有获诺奖，李先生可以从容翻译，我也得以从容编辑，对照原文读李先生的译本，时时为他理解的精准与传达的精妙而叹服。如一个表示句中人物说话停顿的简单小词“now”，李先生会把握上下文语境，将其译为“话说回来”，人物声口，如见如闻。译完《逃离》，李先生意犹未尽，问我还有没有门罗其他的作品，他还愿意翻译。可见他有多么喜爱门罗，喜爱翻译事业。

李先生今年1月27日凌晨去世。去年的冬天，我们先后还送走了王智量、柳鸣九、郭宏安、杨苡等一批翻译大家。2014年3月，傅惟慈先生去世，我写过一首挽诗，结尾两句是：“耆旧襄阳零落尽，去来无迹若为情。”这将近十年前写的句子更像写的是今天的事情。去来无迹，是翻译大家牌戏人生的潇洒。但文字有灵，会长留天地之间，津逮一代一代读者、作者。燃灯人远去了，但灯塔会依然矗立，召唤人们“到灯塔去”。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