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系取学习态度”

新中国成立后，张澜在与中共领导人共事中，很快发现中国共产党重视学习的特质。1950年2月12日，他致函蒲跃文说：“新政府之作风，最注意者是组织，是学习……”1950年2月14日，他致函贾子群说：“我在此不时与中共首脑部接触，深知他们的作风，尊重组织，尊重学习。”1950年2月22日，他致函魏时珍又说：“须知中共的基本精神，即批评与学习，他们视学习等于生命，以批评提高警觉。”同日，致函叶平琦说：“同时并须了解新政治的作风，最重组织，最重学习……”1950年3月4日，致函曾铁珊再次说：“中共视学习如生命，军政要人，常常以小学生自居。”短短半个多月时间，张澜致函不同亲友都提到中国共产党“重视学习”“尊重学习”“视学习如生命”，精准抓住了中国共产党重视学习的精神特质。

受中国共产党人感染，张澜开始重视加强自身学习。1950年2月10日，他致函王恩洋、蒙文通说：“澜在此亦系取学习态度，盖深知唯有学习才能养成新的人生观，唯有学习，才能使全国之人，燃起已将熄灭的火炬，奔向历史的黎明。”1951年2月22日，他致函邵慈云说：“老解放区的学习气氛，几已弥漫任何机关、任何角落，无职业者要学习，有职业者更要学习，青年要学习，老年亦要学习，吾在此亦系取学习态度。”1951年3月31日，他作《在中央人民政府祝寿会上的谢词》说：“今天我愈是年老，愈感觉什么都不够，什么都要学习，都要向毛主席学习，向今天在座诸位学习，向一班年轻人学习。我今天80岁了，我还有一个要好好学习的决心。18岁的青年应该说学到老，我这个80岁的老人今天是老要学。”无论“亦系取学习态度”，还是“老要学”，张澜都表明了加强自身学习的态度，努力让自己跟上中国共产党的步伐，为国家建设事业服务。

勉励亲友加强学习

张澜不仅加强自身学习，还勉励亲友学习。1950年2月10日，他致函时任川北大学校长王兆荣说：“今后擘划，度驻校代表当有指示，所望精诚合作，频频接受新的理论，勉维现状，徐图发展。……愿吾棣台……虚心学习，积而久之则信誉日隆……”1950年2月11日，他致函老友王青干之子王泽丰时说：“所望益自策励，多阅新书，多接新人，刻意学习，蔚成抱负……”1950年3月28日，他致函蒲肇楷说：“入盟之后，并须下大决心，重新学习……”1952年9月26日，他致函何清璠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新文学理论之阐发尤明，希详加揣摩。”

张澜还向子女阐释学与习之间的辩证关系，鼓励子女学有所得。1953年10月24日，他示三子张晓岩：“我们今天的国家人民，要由新民主主义达到社会主义，为人做事，必当随时随处加强学习。学是觉所未知，习是为之不已，所学即所习，就是知行合一，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尤其学要虚心，才能多受教益；习要小心，才能少犯错误。”

张澜鼓励亲友学习，是为了让他们建立起新人生观，以适应新社会。1950年2月11日，他致函老友鲜英说：“这便需要从思想上、生活习惯上、作风上痛下功夫，彻底改变。”1950年2月14日，他致函杨光矩说：“因此知识分子所应致力者，如怎样克服自尊自大的心理，向工农劳苦大众看齐，怎样建立新的人生观，勉与新政令相配合，此中窍要，端在学习。”1950年3月28日，他致函蒲肇楷说：“一定要经过学习阶段，建立起新的人生观……”

对亲友爱好学习、学有进步，张澜也给予充分肯定。1950年2月20日，他致函吴玉章，介绍朱光潜夫人奚今吾进入学习班，所提理由是：“……近更坚决立志学习，请求进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第五期学习，特为介绍，请准收入为幸。”1950年2月20日，他致函董必武，推介刘文辉秘书宋岳亭所作文章，亦称：“宋君系一前进并可靠之青年，志在学习，并不计较个人地位也。”1953年10月19日，他致函黄应乾说：“关于你的名位思想，已通过学习而逐步清除，使我甚为欣慰。”无论是向人推介，还是致信鼓励，都表明张澜先生对爱好学习者的肯定和赞誉。

张澜不仅勉励亲友学习新理论，建立新的人生观，而且多次为亲友、下属提供学习资料。他曾会同沈钧儒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学习座谈会干事会编辑的《学习资料》赠给民盟广东省支部、西北总支部、西安市支部、广州市支部。据笔者统计，张澜亲笔题赠给民盟广东省支部有第一、二、三辑合订本，题赠给民盟西北总支部有第一、二、三辑合订本和第六辑，题赠给民盟西安市支部有第一、二、三辑合订本和第六辑、第七辑，题赠给民盟广州市支部有第四、五辑。根据上述情况推测，张澜与沈钧儒应是将《学习资料》逐期分赠给民盟各地支部学习参考。

自费捐赠《毛泽东选集》

张澜曾自费购买《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赠给家乡教育机构、民盟支部和亲友，要求他们“认真学习，深入钻研”。1951年10月，由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编校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正式发售，一时间洛阳纸贵，各级领导干部也只能凭“购书证”购买。张澜1952年4月15日致贾子群函中说：“《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虽已出版，惟购者踊跃，特规定按前发‘购书证’号码发售。复查前次购赠该书第一卷五十册的原‘购书证’……”可知张澜曾自费购买50册《毛泽东选集》。另同函称“（购书证）已有二十张散失，故目前凭证仅能购买该书第二卷三十册”，可知张澜最初只有50张“购书证”，即只能购赠50册《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又据1952年1月9日致贾子群函“前由张默生携回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五十册，希分交所属组织……”另据1952年1月3日致张默生函“前月曾邮寄毛泽东选集20册交你”，可知这50册《毛泽东选集》是由张澜寄给侄子张默生，再由张默生会同贾子群分配的。其中，有20册应该是交由张默生分配处理。至于另外30册《毛泽东选集》如何分配，可从张澜1952年4月15日致贾子群函称“苏联名哲学家尤金博士所作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一书……兹寄上三十册，即分赠南充各级学校及有关方面……”并称《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发售号码轮到时，即行购买寄上。仍希分赠各方藉供学习。”可推测张澜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分赠南充各级学校及有关方面”。

据民盟南充市委会干部贾德灿《张澜情牵桑梓赠<毛选> 川北大学遵嘱建“学委”》一文，他发现川北大学（西华师范大学前身）1952年3月24日致民盟川北支部兼南充市分部临时工作委员会公函称：“顷奉到你会转来张澜副主席惠赐我校的《毛泽东选集》共10册，除珍存图书馆供师生学习外，敬致谢忱，即请转达是荷。”贾德灿花费很大工夫，在西华师范大学旧书库中找到3册题有“川北大学惠存，张澜赠，一九五二年三月”字样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彻底证实了其中10册《毛泽东选集》下落。考虑到贾子群时任民盟川北支部及南充市分部主委，可以推测川北大学收到的10册《毛泽东选集》应是贾子群转赠的。

2022年，笔者曾从南充书友处得到一册《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系1951年11月北京第二版出版，两处钤“川北公立南充高级师范学校记”藏印。在书的环衬页有题签：“南充高级师范学校惠存，张澜赠，一九五二年三月。”与赠给川北大学的时间相同，应是同一批赠书。虽然没有确切证据，但结合赠给川北大学10册，可以推测贾子群亦应将10册转赠给川北高等师范学校。还有10册《毛泽东选集》，贾子群转赠哪些学校或机构，笔者推测应在四川省立南充高级蚕丝科职业学校（今四川省蚕丝学校）、川北南充高级中学（现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等与张澜相关联的学校范围内，因尚未见相关资料，无法确知。此外，张澜在1952年4月15日致贾子群函提到“（《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俟发售号码轮到时，即行购买寄上”。因既未见到赠书，也未发现其他史料，最终是否购买、寄赠南充各方，也不确知。

笔者个人喜好收藏签名本。每当我用手摩挲这册珍贵的书籍时，特别是通过梳理张澜晚年崇尚学习的良好作风，笔者深深为张澜活到老、学到老的伟大人格所感染。崇尚学习精神的他，永远是我们的楷模。

（作者系沈阳市政协研究室综合调研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