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底是我党情报工作开拓者之一。大革命失败后，他辗转来到上海，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中央特科成立后，在周恩来的亲自指导决策下，胡底和李克农、钱壮飞设法打入国民党情报核心要害部门，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一次又一次的艰巨任务，为党组织搜集了大量敌人情报，为保卫党中央和地下党组织的安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三人被后人誉为我党情报战线上的“龙潭三杰”。

以演员身份投身革命

胡底幼年时聪颖活泼、勤奋好学，且为人慷慨，豁达大度。1923年，考入北京中国大学。1924年，经过同学吴鹿鸣的介绍，在北京的安徽会馆和钱壮飞相识。二人从此来往密切，成为挚友。在大学期间，胡底结识了李大钊。在李大钊的帮助下，他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马列主义的熏陶，从而萌发救国救民的愿望，积极配合北京的共产党人从事革命活动。钱壮飞结婚后住在北京西城平安里，胡底经常前来家中，畅谈革命理想。1925年，经钱壮飞内弟、中共党员张暹中介绍，20岁的胡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共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胡底进步很快。他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为革命日夜奔走，不遗余力地进行党的宣传鼓动工作。

1926年，钱壮飞、胡底和徐光华在北京护国寺路东的一处院落内合办了光华电影公司。以演员和导演的身份秘密从事革命活动。他们一面扮演影片里的角色，一面借此掩护党的秘密工作，光华电影公司也成为党的秘密联络据点。

大革命失败后，胡底和钱壮飞夫妇上了军阀的黑名单，受到通缉。于是他们一起离开北京，转移到上海。

和李克农、钱壮飞组成“三人小组”

胡底和钱壮飞到达上海后，由于这里的党组织也遭到敌人破坏，他们一度与党失去了联系。

钱壮飞在报上看到无线电训练招考广告，经考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其间，他们终于与中共上海法南区委所属的法租界支部取得了联系，在该支部过组织生活。1928年春，胡底也为了维持生活，应聘进入电影公司。他奉党组织的指示，拍摄的影片大多以侠客行义为内容。敌特机关发现了胡底的革命者身份后，派出大批军警和密探前往电影公司抓人。胡底以其轻捷的技艺和不凡的武功穿堂走屋，跃出高墙，脱离了敌人的包围圈，转移到杭州，和钱壮飞会合。

不久，胡底回到上海，见到了时任中共上海沪中区宣传委员的李克农。二人本就认识，见面后引为知己，不久，李克农经胡底介绍，认识了钱壮飞。三人相约要以自己的才干，为党干一番事业。

钱壮飞告诉李克农，他考进的无线电训练班是陈立夫的亲信、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办的。这年冬天，徐恩曾就职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发现钱壮飞精明能干、才华出众，又是自己的湖州同乡，就把钱壮飞留在身边，担任秘书。钱壮飞向李克农提出：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正在招兵买马，扩充人员，希望党组织利用这个时机，派人打入内部。李克农迅速将有关情况通过中共江苏省委报告了中共中央。周恩来指示钱壮飞、李克农、胡底3人组成中共特别小组，设法打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并潜伏下来。经钱壮飞安排，李克农经过认真准备，以优异成绩通过考试，于12月间进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的国际无线电管理处，被任命为该局的广播新闻编辑。不久，又经钱壮飞推荐，胡底也考入了上海无线电管理局。

1929年底，徐恩曾告诉钱壮飞，他将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主任，准备着手扩建调查科特务组织，以配合对共产党的军事“围剿”，破坏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并叮嘱钱壮飞协助进行。钱壮飞立即将徐恩曾的意图向中共中央报告，请示如何工作。

周恩来当即指示：钱壮飞设法留在徐恩曾身边；李克农无线电管理局任编辑；胡底则打入新成立的调查科；三人编为一个特别小组，李克农任组长，由周恩来亲自指挥，与中共特二科科长陈赓单线联系。

钱壮飞得到指示后，设法把胡底安排进调查科。徐恩曾正式被任命为国民党党务调查科主任后，钱壮飞、李克农、胡底“密切配合”，立即呈请徐恩曾向国民党上层要求增加经费，以便“增设机构，扩充人员，充实内部，扩大影响”。徐恩曾见三人工作“卖力”，又处处“为自己着想”，于是欣然同意。随后，在钱壮飞、李克农、胡底的努力下，调查科内又陆续被安插进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部分同志管理电台，部分同志担任秘书和会计职务。

帮助敌人建立“情报网”

徐恩曾根据陈立夫的指示，向钱壮飞提出：当前任务，除了搜集共产党的情报，还要搜罗有关其他各地方实力派的情报，为此要大力建设覆盖全国的基层特务秘密机关。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根据中央特科“为我所用”的指示精神，立即着手“帮助”徐恩曾在全国各地建立“情报网”。

三人先后在南京、天津、上海建立起一套以通讯社和广播新闻社为掩护的情报机关，并将这三处特务机关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久，徐恩曾命李克农到上海主持“无线电管理局广播新闻社”工作；胡底在南京主持建立了特务机关“民智通讯社”，钱壮飞在南京中央饭店四楼设立“长江通讯社”，任社长。不久，胡底前往天津，创办“长城通讯社”，兼任社长。“长城通讯社”是国民党情报机关在北方的分支机构，归南京长江通讯社管辖。胡底到任后，很快将这个通讯社变成了中共设在北方的秘密情报站。他把搜集到的情报，经过密写处理后，连同申请到的经费，寄给钱壮飞。如有紧急情况，胡底就会以长城通讯社的名义，用密码电报拍发至钱壮飞处。

中央特科派出陈赓与李克农保持单线关系，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各自搜集的情报，需要汇总至李克农处，再由李克农转交陈赓。陈赓利用上海三明照相馆老板的身份做掩护，常驻上海三明照相馆（中共在上海的一个重要秘密据点）。一旦取得重要情报，李克农便立即来这里与陈赓接头，由陈赓把情报送至中共中央。

一个在南京担任要职，一个留守上海主持工作，一个去天津，从而形成遥相呼应的红色情报“铁三角”。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由三人党小组做出决定，分头执行。平时天津、上海有什么情况，胡底、李克农用密电码发电报给钱壮飞，再由钱壮飞转陈赓向党中央汇报。1930年，发生了蒋介石和其他军阀的“北方大战”。胡底和钱壮飞利用这一时机，向徐恩曾提出，准备组织一个小组，“去东北，搞张学良的情报”，立即得到徐恩曾的应允，还批给他们一笔数目不小的经费和通讯器材。胡底和钱壮飞到达北方后，和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将经费和通讯器材交给了当地党组织，并圆满地完成了中共中央交办的一系列任务。两个人回到南京，找了北方的一些小报，将上面刊登的文章拼凑成4万多字的东北军“情报汇总”，交给徐恩曾。徐恩曾看后赞叹说：“真了不起!一下子就能搞来这些好材料！”

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革命。钱壮飞截获并破译了相关电报，当即通知了李克农。李克农冒着危险找到陈赓，把消息送到周恩来处。当天晚上，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在上海所有的重要机关都实行了转移。

4月28日，胡底在天津分别收到李克农和钱壮飞“克、潮病笃”和“潮病重，速归”的电报。“克”指李克农，而“潮”指钱壮飞。胡底立即处理好身边事务，迅速返回上海，和李克农、钱壮飞会合。陈赓亲自为他们安排住所，严加保护。

1931年8月，三人先后抵达中央苏区，随即开始了新的战斗。

（作者系安徽省中共党史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