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笔者在阅读名人日记时，发现2016年出版的《夏衍日记》中曾数次提到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

夏衍和陈嘉庚二人籍贯不同，年龄也相差了26岁。1919年6月，当45岁的陈嘉庚返回家乡筹办厦门大学时，19岁的夏衍还只是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的一名学生。二人之间最早产生交集，缘于我党在香港创办的一份报纸。

夏衍早年在日本留学，1927年夏回国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0世纪40年代，夏衍曾两度赴港，第一次是1941年，第二次是1947年。1941年1月，正值皖南事变发生、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之际，周恩来急电夏衍赴港“避难”，并要他在香港建立一个针对海外华侨华人宣传的据点。4月8日，夏衍与范长江等人在香港创办了《华商报》。该报创刊后，因经费紧张，一度无法正常出刊。范长江想起他1940年曾经采访过专程回国慰劳的“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便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写信向远在新加坡的陈嘉庚求助。陈嘉庚收信后立即汇去港币20万元，使《华商报》得以如期出刊，并成为香港宣传抗战的主要报纸。

1946年9月7日，陈嘉庚以“南侨总会”主席的名义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美国参众两院议长、美驻华特使马歇尔及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劝告美国应立即撤退驻华军队，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的一切援助，以免重蹈日本企图分裂中国而自取败亡的覆辙。陈嘉庚此举显然激怒了国民党。为了消除陈嘉庚言论的“负面影响”，国民党利用自己控制的报刊对陈嘉庚进行了各种污蔑和抹黑，无所不用其极。就在国民党集团对陈嘉庚进行谩骂攻击之时，周恩来同志决定派夏衍前往新加坡，向陈嘉庚等爱国侨领转达中共中央对他们的关怀。

《夏衍日记》包括九个部分，其中第二部分为“新加坡日记”。据“新加坡日记”记载，夏衍是1947年3月4日深夜抵达新加坡的，是夜“船泊港外”。次日晨七时船开入港口，夏衍本以为能顺利办好入境手续，没想到“因三等（舱）有偷渡者，港口移民部刁难，不准登岸”。后来即使沈兹九、朱奇卓、林枫、唐瑜等友人来接，仍不能上岸。直到下午二时才登岸。3月5日，夏衍暂时住在广帮所建天一景酒楼。翌日下午搬至胡愈之寓所，“与阿朗、林枫同室”。

3月8日，夏衍终于见到了陈嘉庚，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

上午访陈嘉庚，谈一小时，他颇关心国内文化人安全。11时，访张楚琨。

陈嘉庚之所以非常关心国内文化人的安全，是因为就在1946年7月，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在5天之内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不仅没有把大家吓倒，反而更加激起了文化界和思想界的义愤，也更加深刻地教育了人民。

夏衍在新加坡停留期间，不仅拜会了陈嘉庚、胡愈之、张楚琨等侨领，而且撰写了不少有关中共中央撤出延安后国内形势的时事述评。夏衍的活动很快引起了新加坡当局的“警觉”。1947年8月，夏衍被当局“礼送出境”，他抵达香港后继续从事统战工作。尽管夏衍在新加坡停留的时间不长，但却做了三件很重要的事：一是转达了党中央对陈嘉庚等爱国侨领的关怀，二是应邀出任《南侨日报》的主笔，三是为香港文化基金筹款。

1949年4月，夏衍被中共中央调回北平，准备接管上海事宜。陈嘉庚则于当年5月取道香港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9月21日，陈嘉庚和夏衍一起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其中，陈嘉庚为主席团成员之一。之后数日，二人常在一起开会。9月24日，陈嘉庚和夏衍一起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第四次会议，夏衍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下午3时正开四次会议。今日主席团陈嘉庚、高岗、史良、马叙伦、蔡廷锴。

由于夏衍日记的风格非常简洁，所以他并未在日记中记载陈嘉庚发言的具体内容。事实上，陈嘉庚当天作为“华侨民主人士首席代表”在大会上发言，并提出了7项提案。令陈嘉庚欣慰的是，他所提的七项提案全部为大会接受，并交中央人民政府处理。

（作者系集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