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朱启銮受组织派遣，只身前往南京，开始了近十年的“潜伏”生涯。他一面发展党员、恢复和重建党组织，一面积极从事搜集情报、策反等工作。抗战胜利后，朱启銮作为中共南京市委委员，与其他同志一道认真贯彻、执行上级关于蒋管区工作的指示精神，继续战斗在“敌人的心脏”，以实际行动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战斗在汪伪政权的“核心地带”

1940年9月，中共江苏省委从游击队抽调有亲友关系在南京的朱启銮，到南京重建党组织。

从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到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占领总统府，南京一直是国民党和汪伪统治的“核心地带”。朱启銮在1941年初进入南京，按照上级关于国统区斗争的“十六字方针”（即地下党员要“勤业、勤学、勤交友”，做到“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的要求），通过关系，进入南京私立培育中学任外语教师，获得了社会身份。几年间，他自觉贯彻执行党的纪律，凭借着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精神，一面从事情报收集和策反活动，一面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开展各种群众活动，不仅团结了许多进步人士，还通过关系帮助其他同志进入南京，以“合法”身份为掩护，打入敌伪机关，扩大了党的活动范围。

1942年8月，中共南京工作小组成立，由刘峰、朱启銮负责。1944年6月，上级指示刘峰、朱启銮成立南京工作委员会，由刘峰、朱启銮任正、副书记。中共南京工作委员会除领导南京的地下工作外，还监管马鞍山、镇江等地的中共地下组织。刘峰、朱启銮按照上级部署，“继续布点，稳扎稳打，扩大基础”，参与了策反汪伪警卫第三师等工作。

智取国民党军 “换械情报”

中共南京工作委员会成立后，朱启銮积极活动，派盛天任打入汪伪陆军部修械所，“利用矛盾、利用合法”，积极收集情报。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政部接收了汪伪修械所。盛天任按照朱启銮的指示，继续在该所“工作”，以待时机。因有背景，加上工作勤勉，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甄别”也没有发现他有任何“可疑之处”，于是盛天任得以被留用。但国民党军政人员只让他负责收发信件，粘贴封条等工作，无法获得接近机密情报的机会。在朱启銮等的启发下，盛天任通过关系与一名远在西安的国民党官员拉上了关系，经过此人的介绍，认识了南京的国民党接收大员冷欣。不久，冷欣向修械所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打“招呼”，将盛天任安排在抄写文书的位置上。盛天任遂得以接触机密文件，并将其内容抄送给朱启銮。

随着蒋介石、国民党发动内战的险恶用心日益暴露，修械所里的文件抄写工作也越发频繁起来。当时，国民党接收小组组长邓广泽经常找盛天任帮他抄写文件，上面所载内容是国民党部队调动及换械的情况，包括部队番号、首长姓名、从何地调来、原装备更换情况（如“国械换日械”“国械换美械”等）、开往何地、何时抵达等项都写得清清楚楚。盛天任差不多每天都要抄写报表，往往一干就是一天。当时，国民党正在准备发动内战，部队调动频繁，朱启銮深知这些情报的重要性，指示盛天任务必要搞到手。邓广泽虽然没有怀疑过盛天任，但他非常狡猾，重要的情报交给盛天任抄写后，一定会在旁边看着盛天任抄完才离开，离开前还要收走草稿。盛天任经过缜密思考，发现了一个细节：邓广泽让他抄写文件时，往往一次需要复写5份，临走时，他不会带走垫在纸张之间的复写纸。于是盛天任在复写纸上“下工夫”：抄写时改用钢笔，字写得格外“挺拔有力”。晚上，盛天任就会将复写纸偷偷带回家中，交给夫人洪仪征。洪仪征对复写纸上的痕迹进行辨认，再用蝇头小字将内容抄写出来，汇集在一起，送到朱启銮手中，由朱启銮交给地下交通员，转送到党组织、解放区。在他们的努力下，一份份写有国民党军队在华中、华东、华北、东北地区武器调拨、配置材料的情报，被源源不断地被送到解放区。

把地下工作从南京做到其他地区

1946年3月，中共党组织派陈修良到南京任市委书记。1946年4月中旬，陈修良来到南京，和朱启銮见了面。朱启銮陪陈修良熟悉环境，然后再帮助她以“姑妈”的身份搬到一对地下党员的夫妻家中安顿下来。不久，陈修良秘密召开中共南京地下党会议。传达上级关于重建南京地下党组织的指示精神，成立了南京市委新的领导班子，陈修良任书记，刘峰任副书记，朱启銮等任委员。朱启銮除承担南京的地下工作，还根据组织的要求，负责联系南京外围如芜湖、安庆、镇江、明光等多个地方的地下党的活动，并负责向大家传达组织上的工作方针和指导精神。

1946年7月，经中共南京市委批准，朱启銮通知何明在芜湖成立党支部。书记是何明(何广鑫)，委员有黄若梅、梁学衡。朱启銮多次来芜湖，研究当地地下工作的进展情况。为了加强力量，10月，朱启銮委派程克文到芜湖从事地下工作。程克文到芜湖后，利用他小学教员身份，以基督教青年团的名义，在年轻教员、中学生中秘密进行宣传活动，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其间，朱启銮和程克文保持单线联系，直接听取程克文的工作汇报，并给予工作指示。此后，朱启銮不仅在南京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还组织了爱国学生、工人、市民及其他阶层群众，举行了反对美军暴行，反对蒋介石政权的内战、独裁、卖国政策的爱国民主运动。随着全国解放的日益临近，朱启銮受组织派遣，乘飞机去香港，参加中共上海局在那里举办的白区人员训练班，学习、研究城市接管工作。

把“江防图”送到解放军手上

1949年渡江战役前夕，人民解放军急需国民党军方面关于江防部署的有关情报。时任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江防指挥装甲兵参谋的沈世猷，是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工作者。他利用身份便利，将国民党军从安庆至芜湖的江防部署图冒着生命危险取出来，带回宿舍连夜复制；第二天上班时，再秘密放回原处。沈世猷在完全获取敌人的“江防图”后不久，敌人便宣布戒备，沈世猷的外出自由被剥夺，无法把“江防图”送出。危急时刻，沈世猷的夫人丁明俊抱着尚在襁褓中的女儿前来探亲，把“江防图”塞进女儿的襁褓中带出，又通过单线联系，将“江防图”交给了中共南京市委。

中共南京市委得到这份情报后，决定立即派朱启銮与白沙二人送往解放区。1949年3月上旬，朱启銮与白沙扮成西药商人，将“江防图”和其他地下工作者搜集到的《长江北岸桥头堡封港情况》《江宁要塞弹药储存及数量表》等文件用药品纸盒伪装好，手持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开具的“免检证明”，向苏北解放区进发。遇到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武装的哨卡，他们便出示“免检证明”，一路上颇为顺利。但在接近扬州时，突然遭遇到军统便衣特务的临时搜查，“免检证明”也不管用了。搜查中，一个敌人竟打开了装有情报的药盒。朱启銮见状，用手捂住另一个盒子，并故意流露出一些惊慌状。“敏锐”的敌人看到后，立即上来争抢，打开盒子，发现里面装的全是外国高级香烟。众特务不由分说，立即哄抢一空，然后不耐烦地让朱启銮、白沙“赶紧走人”。这样，朱启銮、白沙顺利上路，很快把“江防图”和其他情报交到了解放军手里。有关领导对他们的工作深表赞许，并亲切地称他们是“战斗在敌人心脏的尖兵”。

4月23日，南京获得解放。24日天明，朱启銮回到南京，参加接管工作。

（作者系安徽省中共党史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