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是中国民主促进会港九分会成立75周年。

港九分会是民进历史的重要部分，它开启了民进地方组织建设和组织体系建设的历程。解放战争时期，民进理事会部分人员被迫转移香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患难与共，给予关怀帮助，支持组织建设，1948年8月15日成立的民进港九分会，就是这一时期多党合作的重要历史成果。

香港达德学院

与生俱来的红色基因

民进港九分会的成立，中共香港工委统战委员会书记许涤新和在香港负责统战工作的司马文森、孟秋江起到了重要作用。

司马文森和孟秋江是分别于1933年、1941年入党的中共党员，长期在闽南、上海、桂林、重庆、广州和香港从事宣传和统战工作，民进港九分会成立时，文化出版界的陈芦荻、吕志澄、梁纯夫、温崇实、谢加因、林伯子、胡明树、孙颂平、范兴登等是他们联系的会员。1948年已由中共香港工委财经委书记改任统战委员会书记的许涤新，主管香港建中商业专科学校（陈秋安任理事兼教授），负责联系陈秋安、王幸生、陈公庆、卢宝贤等工商界的会员。

陈公庆（即陈叔敏）曾在1926年与中共领导人陈云共同组织上海商务印书馆职工工会；1927年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失败后，陈公庆曾掩护陈云安全转移，后经陈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来自工商界的卢宝贤，1911年在美国留学时期曾帮助孙中山为民主革命募捐，1920年回国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工作期间曾帮助孙中山管理财务、购买军用飞机用于打击广东军阀。吕志澄1938年自中山大学奔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学习，毕业后一直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高要的第一面五星红旗是吕志澄将图案秘密带回、在县立中学升起的。

香港柯布连道（原华南救济会旧址，民进港九分会成立旧址，原建筑已在20世纪70年代拆除重建。）

成为民进重要日常机构

民进中央原副主席徐伯昕1983年曾回忆：“马老到达香港后，和先后来港的民进会员并组织一些新会员进行活动，座谈形势等问题。王却老（王绍鏊）到港后，上海已没有总部。”民进港九分会成立当日即设立了宣传组、秘书组和联络组，成为民进在港会员组织活动的平台和民进在港理事会的日常办公机构。

根据民进港九分会会员、民进广东省委会原副主委陈芦荻早年的回忆，宣传稿件和以总部名义发出的公函都是先由他起草的。根据民进港九分会会议记录，民进港九分会先后代民进总部起草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时局宣言》（该组织由民进参与发起，马叙伦为主要负责人）、《为南京政府“改革币制”声明》《中国民主促进会指斥南京政府迫害学生》和《民主党派警惕国人新“九一八”又来临了，加紧努力争取人民革命胜利》等文章。

此外，马叙伦、陈秋安、王幸生（即王诚），三人既是同志又是邻居，且陈秋安、陈芦荻、梁纯夫等人精通粤语，承担对外联络和交流的任务；为便于隐蔽，防止国民党反动派和港英反动当局的破坏、阻挠，陈秋安的家成了民进港九分会的联络站，多次会议在他家的阳台上召开；非常时期，民进港九分会的重要档案都存放在陈秋安与民进港九分会会员区其伟创办的“其安化学工业社”内，得以保存完好至今。

从民进港九分会成立至民进港九分会第七次理事（扩大）会（1948年10月23日），时任民进常务理事的马叙伦几乎每会必到，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之前共出席了6次会议；此外，徐伯昕（出席7次会议）、柯灵（出席8次会议）等总部领导人也曾多次出席民进港九分会理事（扩大）会议。时任民进常务理事许广平由吴企尧护送抵达香港后，随即参加了11月6日召开的民进港九分会第八次理事（扩大）会议，并在会上介绍了民进在上海的斗争情况；时任民进理事周建人1948年10月9日借道香港北上时，曾出席民进港九分会第六次理事（扩大）会。可见民进港九分会也是民进在港理事会成员的重要组织生活平台。

1948年8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尚在起草之时，民进就在上海草拟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拟提出于政治协商会议之行动公约及政治纲领》，发来香港供在港理事会和会员讨论。8月27日在马叙伦出席的民进港九分会第二次理事会上，民进港九分会对其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完善。该文件全面具体地提出了民进对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政治主张，与后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精神基本吻合。

香港报纸关于民主人士和民主党派活动的报道

积极开展爱国民主运动

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后，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决胜阶段，为接管城市成立“南下工作团”、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做思想和组织准备等重要工作被摆上中共重要日程。此间，围绕中共的工作中心和大局，民进港九分会（华南分会）积极开展呼应中共对时局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民主真独裁等各种政治阴谋、协助培养接管城市所需干部等一系列重要工作。

民进港九分会在港召开近30次理事（扩大）会议或临时会议，每次会议上，“民主运动形势报告”“国内外形势报告”“时事报告”都是会议议程之一。马叙伦、许广平、陈秋安、梁纯夫、温崇实、梁园、胡明树、谢加因等都曾是“国内外形势报告”“时事报告”的主讲人，“民主运动形势报告”则主要是马叙伦和陈秋安承担。

根据会议记录，拥护毛泽东的“八项和平条件”，惩治战争罪犯、揭露美蒋勾结独霸世界的企图、揭露美蒋和谈阴谋、“中间路线”假和平的实质、欢迎北上参加新政协的陈嘉庚到港、派代表参加追悼参加新政协途中逝世的冯玉祥的筹备会、电贺中共在华南成立三个边区纵队、关注马来西亚华侨受迫害虐待、揭露蒋经国“贯彻社会主义”阴谋、讨论新的国家政权如何受理官僚买办的资本、救济马来西亚归国华侨捐款、香港建中商业专科学校学生生活困难等时事问题，民进港九分会都十分关注并及时对外发声、采取行动。《华商报》《文汇报》《大公报》《星岛日报》《文艺生活》等报刊经常刊发民进港九分会或其会员的文章、诗歌、小说等。

协助培养接管城市人才

民进港九分会时期，在中共上海局香港联络站站长、民进创始人之一万景光的实际操办下，中共上海局在香港通过联络站开办了十余期干部培训班，为接管上海培训了百余名骨干。

根据全国即将解放的形势，为进一步加强干部培训工作，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和董必武部署、借用著名民主人士蔡廷锴的别墅成立了香港达德学院（香港当时的第二所高校），由著名民主人士、教育家，后来曾任民进中央副主席、秘书长的杨东莼担任院长，民进在港领导人马叙伦、郑振铎、司马文森等也在该校任教。

同期，以许涤新为书记的中共香港工委财经委成立了一所旨在培养经济人才的学校——香港建中商业专科学校，民进港九分会负责人陈秋安任该校理事兼教授。

为协助中共培养接管城市政权所需人才，1948年9月20日，民进港九分会第四次理事会议曾提出“拟举办夜校”的计划。因国民党当局阻挠、破坏，1949年2月，香港当局责令香港达德学院停办。根据中共香港工委决定，在许涤新、陈秋安等的具体安排下，建中商业专科学校接收了达德学院在读的经济、商科专业学生继续就读。为解决达德学院这批就读学生的生活困难，民进港九分会号召会员捐款，共筹集300港元专门经费。

为具体协助接管解放后的广州，根据中共党组织安排，民进华南分会还派出陈芦荻、梁纯夫、胡明树、谢加因四人参加了解放军教导营集训，之后分别在广州军管会相关部门工作。

文化出版和工商界会员发挥重要作用

20世纪40年代，香港西环太白台集中了一批从内地辗转来港的“南来诗人”群体，民进港九分会会员柳木下、陈芦荻、胡明树也位列其中。此间他们共同发起进步组织“少壮诗人会”，出版《诗群众》《诗》等诗刊，参加进步组织“中国新诗歌工作者协会”，在坚持为抗战而歌的同时，“热心地探求着新形式”（艾青评语），追求一种“反抒情”的知性诗风，成为抗战时期“左翼”诗潮中独特的一支，被文艺理论界称之为“反抒情”诗派。他们以其特有的知性思考和忧国忧民的进步思想，成为港岛文坛的一股清流，颇具影响力。柳木下的诗饱含悲愤与激情，以抗战时期的作品《大衣和我》《母亲》《无题》等闻名；陈芦荻的诗以革命性、斗争性见长，《如果暴力能征服世界》《百万雄师下江南》等在当时颇具影响；胡明树的诗则更具通俗性，清新淳朴，擅用大白话和民歌反映底层人民的苦难生活，代表作有《两栖类》《夜路》《一针，二针》《难民船》《原上草》《寻路者》等。在港期间，他们分别以教师、编辑等身份为掩护，参加香港文艺工作者协会、香港中国诗歌工作者协会等进步组织。

针对香港文艺界推崇“博爱”“泛爱”的思潮，胡明树强烈呼吁香港文艺界要“为人民而写”，也要“为人民之子”而写。

新闻出版界会员群英荟萃，他们配合中共占领舆论阵地。民进总部在港领导人徐伯昕任三联书店总经理，柯灵任《文汇报》总编辑。民进港九分会会员孟秋江任国新社记者，梁纯夫任《文汇报》编辑，胡明树主编《学生文丛》，谢加因主编《儿童文学连丛》，吕志澄主编《新儿童》，范兴登供职南国书店，温崇实在《文萃》任编辑，林伯子任《生活报》驻港记者。他们出版了大量进步儿童文学、国际时事类专著，利用各自的优势撰写、翻译、刊发进步文学作品和时事评论文章。此间，胡明树的儿童文学作品主要有《公冶长和孔小妹》《年饼》《耕田耕谷》《天下第一富翁》《海滩上的装甲部队》《瑶山里》等；谢加因发表了《小米鼠》《阿丽奇遇记》《金鸭王子》《纸鸢》《也是国》等童话和童话剧，《时间——生命的锁匙》等儿童文学作品；梁纯夫撰写或编译的国际时事著作有《反苏大阴谋》《华莱士的呼声》《苏联经济新论》《世界大战透视》《联合国论》等。

司马文森在香港各种报刊发表小说、报告文学、剧本、影评、政论文章多达200多篇（部），讴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和人民领袖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中国共产党委派任香港《文汇报》社长，成为中共在港文化界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52年1月被港英当局“驱逐出境”。

民进的工商界会员为新中国经济建设作出贡献。民进会员陈秋安与区其伟在香港积极开展科技攻关，“其安化学工业社”首次人工合成重要化学医药工业原料冰片；广州解放后，陈秋安等为支持国家经济建设，将“其安”厂整体迁往广州丛桂路，后来率先响应公私合营，发展成为现今“广州工控”旗下的药业公司（年产冰片3000吨）。

民进会员王幸生曾在蔡元培支持下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家化学玻璃厂——“中央玻璃厂”，1950年初，王幸生、陈公庆（因受国民党当局迫害、通缉，在港期间他们分别用化名“王诚”“陈叔敏”）将在香港开设的玻璃厂的资产陆续搬迁到沈阳、太原设厂，积极响应公私合营，为发展新中国实体经济作出重要贡献，被誉为“新中国玻璃工业的奠基人”。

为民进组织发展作出特殊贡献

1949年1月21日民进港九分会第十二次理事（扩大）会上，梁纯夫提议：“广东、广西、福建三省应推出负责人筹备支会。”会议决定：“推出梁园、徐力衡（即胡明树）二位负责广西（民进组织的）筹备工作，梁纯夫、陈芦荻、陈秋安三位负责广东（民进组织的）筹备工作，林伯子负责福建（民进组织的）筹备工作。”

1950年初，陈秋安、陈芦荻、梁纯夫等随民进华南分会相继抵达广州，民进华南分会会址暂借陈秋安家族药厂“利济轩”。随即陈秋安、范兴登、谢博君、梁绿华以民进华南分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4月15日召开的民进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陈秋安等带回的民进总部“将华南分会改组为广州市分会”的决定，6月3日、6月5日民进华南分会分别致函总部、中共华南分局统战部报告即将筹备成立“广州市分会”事宜；民进华南分会在“利济轩”相继召开了12次扩大理事会，直至8月17日“民进广州市分会筹备委员会”成立，民进华南分会从此更名。

根据民进总部关于广州民进组织发展的指示精神，在民进总部秘书长许广平和民进总部组织部负责人温崇实的指导帮助下，民进港九分会于1952年7月22日完成改组，1953年2月22日成立民进广州市分会，许崇清任主任理事，陈秋安等为副主任理事。根据民进章程“各地分会改为委员会”的规定，1956年底，定名为“中国民主促进会广州市委员会”。

1952年1月29日，民进南宁小组成立，原民进港九分会会员胡明树任组长。胡明树、刘牧（广州民进原会员）等配合民进中央，积极开展争取著名教育家、广西大学校长杨东莼入会。1953年5月31日，以杨东莼为主委的民进广西省分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南宁召开。1954年，杨东莼奉调任华中师范学院院长，受民进中央委托在武汉市筹建民进地方组织。

另据民进山西省委会资料记载，1950年，原民进港九分会会员陈公庆、王幸生从北京等地调入太原，成立了民进太原小组。这个小组就是山西民进的组织雏形。1957年6月23日，民进太原市筹备委员会宣告成立，陈公庆任主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原民进港九分会会员司马文森曾任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文化参赞、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三司司长、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文化参赞；孟秋江曾任民进中央理事、委员，中共天津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梁纯夫曾任民进中央理事、委员、常委、宣传部副部长，世界知识出版社总编辑，全国政协委员；王幸生曾任民进中央理事会候补理事、民进中央候补委员；温崇实曾任民进中央组织部负责人；梁园曾在政务院外交部任职；沈稼耘曾任职外文出版社；陈国容为民进中央理事会理事柯灵的夫人，曾任上海市第二中学校长。

（本文作者周济光系民进广州市委会副局级干部、梁晓玲系民进广州市委会原专职副主委、蔡旻丰系民进广州市委会组织宣传处三级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