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则苍茏垒翠，海则半月掩蓝”，9月的苍山洱海，正是一年中最美的时节之一。行走在洱海湖畔，只见远处的苍山岸线曲折、山峦起伏，清澈见底的湖水被青山绿树所环绕，宁静而悠远，俨然世外桃源。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大理市湾桥镇中庄村委会古生村考察时要求：“一定要把洱海保护好，立此存照，过几年再来，希望水更干净、更清澈。”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作出“守住守好洱海”的重要指示。

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洱海现在水质如何？又如何守护好这“群山间的无瑕美玉”？

农业面源污染成为洱海水质保护的最大挑战

穿过静谧的小巷，便能看到历史悠久的古桥、古庙，这里便是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白族古村落：大理市湾桥镇古生村。不远处的洱海正在阳光的照耀下波光粼粼，吸引着游客拍照打卡。

“前面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的地方，看这洱海的水够清吧？”提起洱海的水，古生村的村民无不自豪。

但实际上，保护好这一池清水也绝非易事。

作为国内知名的旅游胜地和农业种植基地，大理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一直备受瞩目。

江苏省农科院研究员杨林章告诉记者，我国的平均复种指数在1.5，而大理的复种指数超过2，一年甚至可以种四五季作物，因此肥料的总投入量很大，这也意味着大理通过农业生产进入环境中的氮、磷等养分更多，农业面源污染更加严重。

另外，从苍山到洱海的距离只有四五公里，而二者之间的坡度落差却接近100米，降雨在半小时之内就可以流经山谷、农田冲进洱海。

“在这个空间狭窄的地带要想用通常的技术把土壤里的养分拦住，难度要比在其他地方大得多。”杨林章说，这也是洱海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面临的最大挑战。

另外，大理自然环境好，农业高投入、高产出特点明显。当地农民种植大蒜等高附加值农作物的每亩收益可达2至3万元，甚至更高。杨林章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和洱海水质保护之间的矛盾非常尖锐，怎么找到平衡点，既让农业生产获得高产值，又能让面源污染少发生、少入海，是个难度极大的挑战。

有数据显示，2014年，洱海流域畜禽养殖、农村生活和农田面源为主要污染来源，三者排放的污染负荷量占总负荷量的70%左右。此后，当地为治理洱海采取了多种措施，但洱海水质一直没能好转。

2021年，大理市被列入全国26个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监督指导试点之一。

专家齐聚大理展开“科技大会战”

“欢迎来到科技小院。”工作人员热情地招呼记者。千万别小看这小院，来自全国农业、环境、生态和战略专家都聚集在此，共同为保卫洱海献计献策。

为破解洱海保护与农业高质协同发展难题，2021年11月，中国工程院院士张福锁牵头组织全国农业、环境、生态和战略专家齐聚大理，开展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的试验，也正式揭开了洱海“科技大会战”的序幕。

随后，大理州政府与中国农业大学、云南农业大学等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组建洱海流域农业绿色发展研究院（科技小院），联合攻关破解洱海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难题，探索推动农业绿色发展模式和转型升级。

也正是在张福锁团队统筹下，全国20多家单位、200多名科技人员驻扎古生村，探索洱海保护与农业高质量协同发展新路径，打造面源污染防控与农业绿色高质量协同发展的“大理模式”。

据参与此项攻关的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吕世华介绍，研究人员开展了村庄面源监控和农田面源调查，以古生村为重点，结合现有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基础数据，对试点区域的种植业、畜禽养殖业、水产养殖业、农村生活、小型企业污水排放等污染源进行全面排查。

在洱海流域农业绿色转型愿景中，专家们提出要使农田氮磷排放减少30%-50%，入湖负荷减少10%-20%。

在古生村片区，多部门构建了源头排放—输移—入湖全过程“六纵七横”的农业面源污染动态监测网络，涵盖村庄、农田、沟渠、湿地等单元，开展水质同步监测90多次，投入人员1000多人次，分析各类指标2万余个，揭示了面源污染对地表水质的影响，摸清了主要农业面源污染的排放特征。

研究发现，洱海流域农田土壤的有机质含量达到5%左右，高于黑土地的3%。“这里的土壤本底肥力很高，投入大量的肥料或许不会带来高产，还可能造成更严重的面源污染。”云南大学博士研究生谭玉娇说。

据介绍，截至目前，试点地区已实施大理市洱海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末端拦截消纳及灌溉综合利用工程试点项目和大理市长江经济带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项目，正在实施大理古生村片区面源污染防治与水资源循环利用示范项目、大理市洱海流域绿色有机化种植项目、洱海流域（大理市）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示范工程。

打造全国湖泊污染治理样板

来到大理，除了要看苍山洱海，更要在绿油油稻田旁拍上几组美美的照片，妥妥的“诗与远方”，而在古生村，稻子长势尤为喜人。

“这里就是云南省重大科技专项计划‘洱海流域农业高质量发展与面源污染防控协同的创新模式构建与示范’项目——有机水稻高产示范田。”站在古生村的一块稻田旁，吕世华告诉记者。

据吕世华介绍，该项目引进“水稻覆膜节水节肥综合高产技术”，覆膜后水稻只施有机肥作底肥，后期不再施追肥，在减少水稻种植面源污染的同时，还使得有机水稻的产量大大增加，未来有望大幅提高当地农民的种植收入。

“去年我们在这里的6号和7号地做的覆膜移栽有机水稻亩产达到662公斤，试验非常成功。所以，今年我们投入更多，进一步扩大了种植面积。”吕世华说。

吕世华提到的地膜并不是农田中常见的聚乙烯农膜，而是由云南省曲塑集团联合中国水稻研究所、四川省农科院、德国巴斯夫（BASF）等单位研制，以聚乳酸(PLA)等全生物降解材料为原料生产的超薄全生物降解可堆肥地膜。

据曲塑集团负责人卢斌介绍，全生物降解地膜在作物生长后期或农收后可轻松犁入土壤，由土壤中的细菌和真菌类微生物降解，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传统覆膜种植清理不干净、留下白色垃圾的问题，实现绿色发展和农民增收共赢。作为一家服务“三农”40多年的企业，曲塑立足云南，致力于农业污染治理，推动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在2022年10月的项目专家验收会上，张福锁院士在现场表示，在洱海流域采用该技术发展水稻有机种植对减轻农业面源污染、增加农民收入具有重要意义，希望把大理打造成全国湖泊污染治理的样板。大理州的相关领导对该技术给予了高度肯定，并希望该技术在全州进行推广，希望全生物降解覆膜技术能应用到其他作物及种植场景中。

给洱海“减负”的办法还不仅仅至此。

一组数据显示，在实施高值农业攻坚战方面，洱海流域共压减大蒜种植面积12.36万亩；关停搬迁畜禽禁养区46个规模养殖场；依托专业公司对洱海流域畜禽粪便、餐厨垃圾、农作物秸秆等废弃物进行收集处理和资源化综合利用，年收集处理各类有机废弃物195万吨，生产有机肥80余万吨；流转土地15.65万亩，培育州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59户、家庭农场438个、农民合作社1001个，认定现代农业庄园10个、休闲农业园区24个，逐步形成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种养旅结合”分区防控模式。

与此同时，针对入湖水质不达标和有反弹风险河流，大理市仅在2022年就循环处置农田尾水约656万立方米。推广有机肥替代化肥、病虫害绿色防控为主的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实现含氮磷化肥清零禁售和高毒高残留农药禁售禁用。

经过多方努力，目前，大理市洱海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已取得阶段性成效，洱海水质连续三年为“优”。大理州“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种养旅结合’分区防控模式”也被农业农村部作为全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五大模式之一，入选《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典型案例》。

生态环境监测部门的数据显示，洱海水质2020年至2022年及今年1至6月评价为优、中营养。2022年，综合反映洱海保护治理成效的全湖透明度均值达2.29米，提升至近20年最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