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市董奉杏林遗址园

在新时代，我们应该如何传承、创新、发展杏林文化，笔者有如下思考：

杏林文化的主体是民间医学

杏林文化的主角是董奉，历史上与华佗、张仲景同称为“建安三神医”，但三人的术业各有所擅，身份也不相同。从技术层面讲，华佗擅长外科，刮骨疗伤、剖腹洗肠，被视为“外科鼻祖”。张仲景既精内科杂病，又擅外感伤寒，有“医圣”之称。董奉则扶危救急，起死回生，开中医急症医学的先河。从身份地位上来讲，华佗本为士人，饱读诗书，耻以医为业，入幕曹营，后人指为贵族医家。张仲景身本望族，出为太守，从政之余，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以救众亲之厄，是宗族医家的典型代表。唯有董奉，出身寒微，浪迹江湖，结庵庐山，为人治病，不取钱物，是深受百姓爱戴的贫民医家，也是被后世视为“走方医”的民间医生。

作为民间医生的董奉，以其医学实践模式，铸造了杏林文化的基本特色，即牢固的群众基础、良好的医患关系及精湛的诊疗技术。

立足民间，服务民间，是杏林文化的基石。“十万杏株，郁然成林”，寓意服务对象众多，服务时间长久，表明中医的根在民间、在基层、在山区村落，离开了民间，离开了村落，中医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民间是中医生存的土壤，脱离了民间百姓，中医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百虫群兽，游戏杏下，竟不生草，有如耘治”，寓意医名远播，声闻遐迩，反映出求医者辐辏于道，杏林已然成为民间的景仰之地。

良好的医患关系是杏林文化的价值所在。董奉以医隐世，毕竟不是烟霞徒侣，不食人间烟火，柴米油盐在所必需。怎么来保证医生的合理收入，又不致患者诊有所难而成为负担？董奉诊病植杏、以杏易谷的做法，开辟了一条医患共惠的生存发展之路，或者说创造性地发明了一种医患互济的经济往来模式。实践证明，这种模式不仅解决了医生的诊费收入，还有一定的盈余积累，可以“赈救贫穷，供给行旅”，医患之间的良性循环，促进了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精湛的诊疗技术是杏林医药文化取信于民的关键要素。从神仙传记载的三个病案来看，无论是抢救交州刺史杜燮，还是医治县令亲故之女，丸药法术令人称异，而对于癞病患者的救治，则别开生面，以活物舔患处，不一月即皮生疮愈，身如凝脂。这可能是最早有记载的生物治病案例。疗效是中医立足之本，只有疗效好，才能吸引周围的人看中医、信中医。十万杏株的郁然成林，以不可辩驳的事实彰显了董奉当年医技的赫赫功绩。

总之，董奉立足民间，服务平民，奠定了杏林文化的基本格调，即杏林是民间中医的表征。

杏林文化的意旨是敬畏医学

在董奉的传说中，虎守杏林是最为动听的故事，这个故事意蕴深长，其基本意蕴就是敬畏医学。敬畏医学是医生和患者共同的伦理要求，而于医生最为重要。

医学是仁学，救死扶伤是医生的神圣责任。孙思邈讲：“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孙氏还引《老子》言“人行阳德，人自报之；人行阴德，鬼神报之。人行阳恶，人自报之；人行阴恶，鬼神害之。”并告诫说：“寻此二途，阴阳报施，岂诬也哉？所以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但作救苦之心，于冥运道中，自感多福者耳。”医学的神圣不可亵渎，就在于医生要有以民间疾苦为念的责任担当，这也是从医的底线。

敬畏医学的本质就是敬畏生命。笔者认为，敬畏生命是中医养生的前提。敬畏生命的根本因素，就是因为生命的化生非常神奇、非常偶然。《黄帝内经》多次提到：“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类虽然生活在地球上，但是人类的生命之纲是由自然来控制的，只有天地合气，人才能成为一个自然的完整的人。人源于天地之气，但气如何化生人，如何成就我们真实的生命本身，那是非常神奇、非常偶然的事，全凭造化，本乎自然，没有任何人力人为的安排。《尚书·周书·泰誓》有言：“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认为天地万物，人是最神奇的存在。因此，对于这种自然造化，我们始终应该怀有敬畏之心。而且，只有树立了这种对生命的敬畏，才会增强生命意识，无论是人类的整体，还是生命的个体，才会真正尊重生命、关爱生命。

敬畏生命就是要遵循生命的发展规律。中医认为，“生、长、壮、老、已”不仅是人类生命发展的过程，也是生命活动的基本规律。生命的诞生、成长和衰老都是受自然规律限制的，在不同的生命过程或年龄阶段，人的生理、心理、精神表现各不相同，体质状态也有差异。这些都是自然规律支配的结果。因此，无论是养生保健还是临床诊疗，都要善于探索、总结生命各阶段的发展特点，遵循生命健康发展的正常轨迹，根据不同年龄阶段的身心特点来确定养生原则和方法，真正掌握合乎生命规律的养生之道和治疗之道。既要遵从自然法则，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又要顺从生命过程，围绕生命现象，“合道而养”“合道而治”。

杏林文化的导向是回归本真

前些年，中医学界有一种玄学化、神秘化及庸俗化的倾向，对于传统中医学的历史地位、价值影响乃至现代效用采取宗教神话般的叙事手段，往往夸大其词，言过其实，甚至于子虚乌有之乡造出栩栩如生的故事来；或者是兴云吐雾、谈玄论奥，把切实的学问变成神秘的偈语，让人惊诧莫名。这种倾向，在医史文献、理论研究、临床诊治及养生实践方面均有所表现。例如，在医史文献领域，最典型的莫过于说中医药是外星文明的产物，《黄帝内经》为外星人所撰。而在理论研究领域，许多人把《周易》对中医的影响无限夸大，把阴阳五行的作用极尽渲染，这都是有违历史的。事实上，起码在唐（或宋）以前《周易》对中医的影响并不十分显著，至少在文献上找不到足够的依据。阴阳五行作为中医学的具体内容，就如同其作为数术的运算工具在星相、命学、风水等方术领域的运用一样，其效价主要是作为事物性质、特征及因素、联系的类概念（或范畴）而已。至于精、气、神等范畴，在中医学里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具指的。但我们的“理论家”们，借着现代科学术语的外壳，诸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场”“熵”，乃至“复杂性”“非平衡性”等一大堆时髦的名词，先予以比附、嫁接、搭桥、填充，再加以诠释、发挥、演绎，甚至再进行数字挖掘，经过一系列的概念翻新，制造出一次次学术吊诡。  

在临床诊治上，中医的望、闻、问、切功夫，虽然古人有神、圣、工、巧的差第划分，但判断的依据离不开目睹耳闻与动口动手的能力。现在，有人却主张通过“内证实验”“内视反观”的功夫，强调在“胎息”状态下以进入“心明”的境界，从而获得有关经络、穴位甚至药物气味、归经运行的信息。一个人要学好中医，不仅要有高素质，还要有“高人”指点，更要有“顿悟”和“内证”的能力，“少了内证这只眼睛”，就会造成“认识障碍”。真照此说来，我们今天的中医教育还能培养出合格的中医师吗？

在养生领域，这几年各种养生保健的书籍纷呈沓现，其形式之多，其内容之杂，几乎达到无奇不有的地步。尤其是那些从天地宇宙立论、从儒道释三教下手、从面壁、内视、止观做起的超凡脱俗成仙成佛的修炼功夫，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

此外，还有一些直接或间接贬损中医，把中医庸俗化的倾向。有些人在现代科学研究的旗号下，或者在中西医结合研究的过程中，不是言过其实地夸大、拔高古人的经验或智慧，就是拙劣地将古人的认知比附、等同现代的科学基础。在藏象研究、经络研究、证实质研究、四诊研究中，有的把心肝脾肺肾等脏腑的本质与西医知识体系中的某种物质或部位对应起来，有的把证的实质等同于动物模型，如认为24小时尿17羟物质类固醇是肾阳虚的物质基础，经络的实质是人体间隙维、是神经体液系统，心神就是脑的思维等。客观地说，中医学的任何一个概念都给现代医学留下了解释空间，都可能有着与现代医学的某种关联性，但如果坐指中医的某证就是西医的某种物质、某脏就是西医的某个系统，这不仅是牵强附会遗人笑柄的做法，更是庸俗不堪、令人生厌的行为。因为中医的特质是以现象为研究前提的，与现代科学追求终极本质是迥然不同的。

在中医文化研究中，有些人一开始就是以虚无玄秘甚至迷信为导向的，追求的就是想发掘中医学中那些属于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而掺入的方伎数术的东西。有一本讨论中医望诊的书，却公然以“《黄帝内经》的现代观身、观心、观人术”为叫卖热点，鼓噪推销的就是“示面相寿夭论、示身相善恶论、示脏腑安危论、示勇怯耐痛论、示气色晦明论、示年忌四时论”等相术内容。这种把中医望诊视同古代相术，以及诸如中医风水术、中医择吉术、中医算命术、中医占卜术之类的“研究成果”，不仅与正常的科学研究背道而驰，也与中医的历史事实不相符合。我们知道，在中医历史上尽管有《阴阳二十五人》《太素脉法》之类涉及古代方术的内容，但其基本指向是以探求人体生理病理现象为出发点的，不是以占断贫富寿夭为目的。更何况，这些内容既不是中医的主体，也始终没有引起多少人的关注。

除了把中医玄学化、神秘化、庸俗化之外，近年来又有一种把中医贵族化的倾向。有些人在所谓个性化、自然化、优质化、专业化服务的幌子下，肆意提高诊费、药费、服务费，开大方、贵方、重方，把患者当贵族，无非是想从患者的腰包里掏出更多的钱来。

因此，今天我们弘扬传承杏林文化，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要端正方向，使中医回归其民间本位，真正服务于民间百姓，造福于人民大众。

（作者：蒋力生；单位：江西中医药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