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许，停靠在日本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了永载史册的日本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签字仪式。

麦克阿瑟将军代表同盟国各参战国签字。麦克阿瑟从衣袋里掏出6支钢笔放在桌子上，尔后，拿起其中一支，签下神圣的第一笔。他停下笔转过身来，请身后的温莱特向前一步，把那支笔郑重地递给他。

接着，又拿起一支笔，签好第二笔后再次停下来，回身将第二支笔送给了珀西瓦尔。

此时，温莱特和珀西瓦尔等人，离开东北边塞小城西安的日军战俘营还不到10天。东北的小城西安在哪里？两位中将是怎样被俘的？又是怎样来到中国东北的？本文力求为读者解开这些疑团。

老兵来信揭开战俘营面纱

1992年10月，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收到一封求助信，写信的人称自己在二战期间，曾经在日军设立的“奉天俘虏收容所”里有过三年痛苦的战俘经历，他本人非常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回到沈阳的战俘营旧址看一看。

写信人还寄来一张照片：一排战俘后面，是关押他们的营房。

写信人叫约瑟夫·皮塔克，是一家名为“奉天幸存战俘联谊会”组织的会员。

沈阳有日军设立的二战盟军战俘营？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接到这封信后，安排当时的领事助理杨竞先生，在沈阳市查找这所中国的官方不见记载、史学界以及民间百姓亦鲜有人知的战俘营。

在沈阳没有找到相关资料，杨竞只得去美国调查、寻访知情者，查阅美国国家档案馆解密档案，终于查证了沈阳及时称西安县（今吉林省辽源市）存在关押盟军的日军战俘营的事实。并根据相关记述，在2003年1月出版了《奉天涅槃——见证二战日军沈阳英美盟军战俘营》。

帷幕揭开，该书详细地披露了日军于二战期间，在奉天设立战俘营，关押奴役从东南亚战场转运来的美、英、澳等盟国军队战俘的事实。在美国，杨竞采访了二战结束时来奉天执行战俘营救任务的霍尔·雷斯先生，读到了他所写的《奉天日记》，并将此日记收录在其书中。该日记中称，关押在西安县日军战俘营的温莱特中将刚得到解救时，恰逢62岁生日，将军与霍尔·雷斯在西安县战俘营合影留念。

杨竞拿到了这张照片。

这一系列史实，拨云驱雾，除去面纱，使得日军在中国东北设立关押盟军战俘营的历史浮出水面。

战俘来到北国小城

1941年12月8日（美国当地时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同一天，日军发动了“对香港的空袭”。18天后，即1941年12月25日，守卫香港的英军抵挡不住日军的进攻，港督杨慕琦向日军签署降书；一个多月后的1942年2月15日，英军中将、马来亚总司令珀西瓦尔投降；5月6日，伤亡惨重的美军和菲律宾军在美国中将、菲律宾司令乔纳森·温莱特率领下停止抵抗。期间，1942年2月14日，日军又发动爪哇战役，进攻荷属印度（今印度尼西亚），到3月15日，爪哇战役结束，包括荷兰中将海尔·塔·普尔顿在内的大批盟军被俘。从1941年12月初到1942年5月初，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在东南亚战场，十多万盟军缴械。美国中将温莱特、英军中将珀西瓦尔、荷兰中将普尔顿、英军中将希斯、港督杨慕琦等大批将领和官员被关进囚室。

为安置这些战俘，1941年12月23日，日本政府以天皇敕令的形式公布了《俘虏收容所令》(敕令第一一八二号)，并从1942年起，在各占领区和日本本土陆续建造战俘营。1942年10月，为使用盟军战俘充当日本掠夺东北战略物资的劳动力，日军从菲律宾临时战俘营挑选出近2000名有技术经验的盟军战俘，装入“地狱之船”鸟取丸号，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押送至日本在中国东北设立的奉天战俘营。1944年10月14日这天，温莱特等90多名高级战俘到达伪满双辽县公署所在地——郑家屯（今双辽市区）。

为了安置这批从台湾转迁来的高级战俘，日军把日本关东军驻郑家屯警备队第十七大队本部的一部分营房腾出来，建立了临时战俘营，并称这里为“奉天俘虏收容所第一分所”。据王铁军、高建著《二战时期沈阳盟军战俘营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出版）记载：美国国家档案馆解密文档介绍，1945年1月14日，日本俘虏情报局致驻日本瑞士公使馆《移管战俘通报件》（俘通报第十六号）所列战俘名单显示：这处分所，从1944年10月开始，温莱特等第一批战俘到此，才开始建立，其存在时间只有7个月。随着陆续有战俘运来，最多时关押了900余名盟军各级战俘，其中多数是高级战俘。其中，准将以上军衔的达72人，校级军官476人。

1944年12月1日，日军又从这些战俘中挑选出温莱特等16名高级战俘，连同他们的勤务兵共34人，在寒风中启程，前往“奉天俘虏收容所第二分所”。该分所位于战俘们以前从未知晓的地方——伪满四平省西安县。

刚刚被从战俘营解救出来的盟军高级将领合影。温莱特（前左）、爱德华·金（前右）、摩尔（后左）、帕克（后右）。

组织行动小组

温莱特等被关押进西安县日军战俘营后，日本人对他们的管束更加严格，也愈加苛刻。战俘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就连自己携带的御寒衣物也常被日军看守收缴去。国际红十字会等组织送来的食品衣物也被日军锁在仓库里。寒风刺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日子，战俘们只能用报纸把木质的窗户缝糊上，不让寒风灌进屋子里。他们到处寻找能烧的东西，以便能生些火取暖。寒冷的冬天终于熬过去了，尽管有人冻坏了身体、有人因地面太滑摔断了骨头，但天气还是慢慢暖和了，日子稍微好过一些。

外边真实的战事情况，他们一点也不知道。日本看守对战俘们严密封锁消息，他们听到的都是日本人又胜利的消息。他们不知道自己要在这里待多久，甚至能不能活着出去也未知，每个人的心情都很忧郁。

战事的进展，并不如日本看守所吹嘘的那样。随着盟军进攻力度的加大，日本战败投降只是时间问题。此时，解救在东南亚战场被俘的十几万战俘，摆到了美军高层的面前。

在部署对日最后决战的同时，解救囚禁在日军手中的战俘，防止日军在最后时刻对他们采取疯狂行动，成为美军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美军利用各种途径，搜集盟军战俘营地点、关押的人数等情报。他们对沈阳日军战俘营的情况有了大体了解，但最重要的情报，温莱特将军等高级战俘被关押在西安战俘营的情报，美国人一点也不知晓。

为营救关押在各地的战俘，美国军方制订了详细的营救行动计划，秘密组建战俘营救小分队，负责搜集情报，并组织模拟训练。一旦时机成熟，即分赴各地，开展营救工作。为行动方便，这些小分队的行动均有代号。奉天营救小分队的行动代号为“北美红雀行动”，由6名美、日、中国籍的空降兵组成，他们是：詹姆士·翰奈西少校（队长）、罗伯特·拉马尔少校(医生)、爱德华·斯塔兹中士、霍尔·雷斯下士、木户文雄中士(日裔美国人)、中方派遣人员程师吾（翻译）。他们都受过特殊技能训练，具有营救行动所需的能力。特别是霍尔·雷斯下士，在美军战略情报部门受过严格训练，除了母语，还掌握法、德、俄、中4种语言，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特工。他们做好了一切准备，只等一声令下即奔赴目的地。

艰难解救战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次日凌晨，针对营救温莱特等高级战俘的“北美红雀行动”6名队员在陕西西安登上飞机，直飞奉天。不幸的是，上午10点多，在奉天日军战俘营附近跳伞降落时，被日本巡逻队包围缴械逮捕。在日军审讯他们时，经过反复说明，直到下午两点，日军从广播中确定了投降的消息属实，才对他们态度好了一些。

经过一系列的工作，行动小组完成了接收奉天战俘营的任务，但没有找到温莱特等高级战俘，这让他们很感疑惑。通过和奉天战俘营的日军头目沟通，得知温莱特等被关押在西安县第二分所。小分队立即行动，于8月18日派霍尔·雷斯和拉马尔两人去西安县执行营救任务。

此时，日本刚刚投降，一切处于混乱状态。火车晚点是常态，加上为阻止苏军的前进，日军此前又破坏了一些铁路和桥梁，行车与路况变得十分糟糕。一路上，尽管有奉天战俘营的日军配合，但从奉天到西安县的240公里路程，他们整整走了22个小时，直到第二天的凌晨3点才到达西安县第二分所。

早上8点，拉马尔和霍尔·雷斯在西安战俘营的日军办公室里见到了“瘦骨嶙峋，大约九十八磅，看上去像一个衣衫褴褛的稻草人”的温莱特将军。营救队员终于见到了他们飞行上千公里、奔波几十小时营救的重要对象，可以稍稍缓一口气了。

尽管有心理准备，但西安战俘营条件之恶劣、战俘们身体状况之糟糕，还是远远超出了营救队员的想象：偏僻的地点、低矮的房屋、破旧的军毯、瘦弱的身体、精神萎靡的战俘……

3年多的囚禁生活，战俘们第一次见到自由的美国人。当营救队员告诉他们最想听的“日本投降了，战争已经结束，我们来接你们回家”的消息时，受到日军极严厉管教3年多的战俘们，似乎没有什么反应，他们一脸茫然，无动于衷，甚至眼神还一直瞄着陪在旁边的日军看守，想听到他们的指令。直到营救队员反复说明，确定无误时，战俘们才慌乱起来：有的人哭泣，有的人欢喜，有的人忙着跑回囚室收拾自己的东西……

“中国人超乎寻常的帮忙”

如何回到奉天与大部队会合，这是个大问题！一方面，战俘们多年营养不良，身体都极度虚弱；另一方面，没有交通工具，这30多人的队伍如何走得了。为此，营救队员打开日军仓库，拿出被日军扣留的食品分发给大家，又到当地中国百姓那里弄来了食物和蔬菜。勤务兵们开始精心地烧制各种饭菜，改善伙食，让大家先恢复体能。

交通工具如何解决？这成了大难题！营救队员随身携带的电台在跳伞时摔坏了，日军的内部电话又时断时续，后来就根本打不通了。8月20日，霍尔·雷斯多次联系奉天方面无果，拉马尔根据温莱特将军的建议，决定由他返回奉天战俘营去想办法。

接下来，西安县战俘营这里的一切就交给了霍尔·雷斯。霍尔·雷斯不愁维护这里的秩序，和与日军沟通、稳定战俘们的情绪，让他焦急的是，拉马尔走后，奉天方面一直没有消息。他每天守在电话旁，多次联系，但一直联系不上。

8月24日，苏军空降西安县，霍尔·雷斯立马与苏军取得了联系，说明情况，请求苏军协助。最后，苏军决定让盟军战俘们“使用客车和卡车随同苏联士兵一起走陆路”去奉天。苏军很快找到了几辆汽车，战俘们也早已打点好行装。8月24日晚上6点15分，运送战俘们的车队驶出战俘营大门，向西安县城开去。至此，温莱特已经在战俘营生活了3年3个月又18天。

撤往奉天的路并不顺利，甚至说很艰难。8月份的东北正是雨季，道路泥泞，加之战争的破坏，桥梁垮塌，汽车多次抛锚，多亏沿路的中国村民。温莱特在回忆录中描述说：一次，汽车深陷泥泞，一群中国农民又推又拉，帮助汽车摆脱险境。温莱特很是感激，拿出了100美元，准备当作报酬付给农民们，但农民们退回给温莱特将军，他们表示是心甘情愿地帮助美国人。农民们的话深深地触动了温莱特的心。他站在车上，面对这些淳朴善良而慷慨无私的农民，激动地说：“对于你们所做的事，美国总统也会怀有此时此刻我们内心的感激之情。”他写道：“如果不是这些中国人的帮助，我不可能活着到达奉天。”营救队员霍尔·雷斯也感叹：“在奔赴奉天的路上，中国人的超乎寻常的帮助，让我铭记至深。”

一行人跋山涉水，乘汽车换火车，甚至还有很长一段路，扛着包裹在泥泞的山路上步行，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奉天。

战俘营的前世今生

西安县即今辽源市，位于吉林省中南部，地处东辽河、辉发河上游，东辽河发源于此。由于历史原因，属地及名称多次变化。九一八事变不久，日本关东军占领了这里。日军守备队在县城建立南北两个兵营，当地民众称“南大营”和“北大营”。高级战俘营即为日军的“北大营”。

据有关资料介绍：北大营远离城市，孤立于县城北部的小山坡上，修建完成后，戒备森严，其营房四周有壕沟，中间有电网，最里面有铁丝网围着，铁丝网周围设有地下暗堡，由日军架枪日夜看守。至1944年关押战俘前，实际上这里是一座法西斯集中营，里边关押着大批抗日爱国志士和无辜平民。中国人被抓进去，没有人能活着出来，不是被日本人喂了狼狗，就是严刑残害致死。所以，当时，附近的村民们将这里看成是恐怖之地，经过这里时都绕着走。

关押战俘们之前，为确保安全，尽管时间急迫仓促，日军还对此地进行了精心改造，加高了围墙、开挖了地道等。34名盟军战俘被秘密地关押在此，度过了一段暗无天日的囚禁时光。

至于日本人为何把盟军高级战俘运往东北这座小城，据《历史的记忆》作者记载和分析：1944年9月1日，日本陆军省次官发给相关部门一道危急时刻战俘处理的指导训令——“陆亚密电第一六三三号”文件，其中明确指出，由于“形势激变”，“为防止战俘及军拘留者落入敌手，应适应时机调整战俘营及军拘留者集中营的位置选定，移动的时机和方法”。

这一政策的实质，是“日本人决定要尽可能长时间控制这些军官”，以便将来盟军进攻东北或日本本土时，或将这些战俘作为人质，或作为日后谈判的筹码，或进行要挟之用。至于选址西安县，也有多种原因：一是这里为伪满洲国内陆，比较隐蔽，相对比较安全；二是这里靠近朝鲜，便于有情况时把战俘从朝鲜撤往日本本土。

但人算不如天算，随着日本的迅速败亡，他们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为了掩盖罪证，日军在撤退时，销毁了战俘营的大量资料、档案，因此，关于西安县战俘营的许多情况，至今都无从详知。

东北光复后，1946年5月，东北民主联军第三旅曾驻扎在战俘营；1948年，西安县解放后，战俘营成为西安县粮库；1949年后，战俘营一分为二：一部分建筑划给了某驻军部队，部队调走后，又成为辽源军分区驻地；另一部分建筑仍为粮库。

随着时光的迁移、城市的扩建和发展，战俘营内原有的建筑绝大多数被拆除，只留下5间表面残破的日式建筑，也已经成为危房，并列入拆除计划。直到2000年前后，它的秘密被揭开，史学界、相关部门开始对这里进行了研究和保护。

如今，当地政府在这里建立了侵华日军辽源高级战俘营旧址展览馆，这里也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吉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吉林省国防教育基地。

值得补记一笔的是，2003年9月17日，美国“奉天幸存战俘联谊会”的美国老兵访问团第二次访问沈阳，当年曾来西安战俘营营救战俘的美国退役军人霍尔·雷斯也在其中。他并不知道西安县已经改为辽源市，所以，无法找到当年的西安县。

2007年5月21日，霍尔·雷斯及夫人、9名当年的战俘再次访问沈阳。此时，霍尔·雷斯知道了原来的西安县就是现在的辽源市，但因年事已高，再也无法前往当年的战俘营了，只能留下无限的惋惜。

（本文作者为吉林省政协主办原《文存阅刊》杂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