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3日，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获悉，北洋政府将同意凡尔赛条约中关于德国在山东特权全部转交给日本的条款，他将消息告诉了学生罗家伦、傅斯年等人。当晚，北京13所学校学生召开会议，决定第二天举行示威游行，外文系学生罗家伦被推举为学生总代表之一。

5月4日上午10点，罗家伦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回到北大“新潮社”，同学狄福鼎推门而入，对他说道：“（示威游行）不能没有宣言，许德珩起草了文言文。但北京8校同学推我们北大起草白话文，你来执笔罢！”罗家伦没有推辞，略加思考，写下了一篇200多字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后来，罗家伦在《黑云暴雨的明霞》中回忆了起草宣言时的情景：“像面临紧急事件，心情万分紧张，但注意力非常集中，虽然社里人来人往，很是嘈杂，我却好像完全没有留意，写成后也没修改过。”

宣言中写道：“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虽然没有长篇大论，但气势磅礴，明确提出了示威游行的目标“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令人热血沸腾，极具号召力。

下午1点，约3000名学生代表带着2万份《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的传单走上街头，来到承天门演讲、宣读。随后，他们又列队来到东交民巷和东单牌楼附近，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

5月26日，罗家伦以笔名“毅”在《每周评论》第23期上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总结出有三种精神“关系中国民族的存亡”：一是“学生牺牲的精神”，二是“社会制裁的精神”，三是“民族自决的精神”。罗家伦因此成为“五四运动”一词最早的使用者，以及“五四运动精神”最早的概括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