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马世年

主讲人简介：

马世年，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高层次人才项目入选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兼任西北师范大学国学中心主任，甘肃省先秦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并担任中国法家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甘肃省《四库全书》研究会副会长等。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出版著作10部，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成果荣获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甘肃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甘肃省教学成果一等奖等多项。并获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普及专家等称号。

编者的话：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而且中华文明从远古一直延续发展到今天。中华民族创造了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华文明在这些代代相传的典籍中得以记载和传承；我国出土的大量考古成果也充分展示着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证明着华夏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先周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基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华夏文明与先周文化有着怎样的内涵？二者之间的联系又是怎样的？本期讲坛邀请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马世年讲述先周文化与华夏文明。

古籍文物中的“华夏”

关于“华夏”的所指，历来说法很多。约略而言，主要有地域说、部族说、古国说、王朝说、文化说、图腾说、舞蹈说等，仔细辨析起来，这些说法词义或有演变，概念或有联系，指称或有小大，时间或有早晚，不可一概而论，需要做一个历史的梳理。特别是对“华夏”一词，更需要作语义学上的考察。

“华”字的本字就是花朵的“花”，用作动词，指开花。金文中“华”字的字形，就是一株开满花的树。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说：“华，荣也。从艸从?。”指草木之花，会意字。《尔雅》也说：“华，荂也。华、荂，荣也。”这里的“荂”，就是“华”的异体字，“华”“荣”同义，皆指草木之花。《尔雅》又说：“木谓之华，草谓之荣。”意思是木本植物开花叫做“华”，草本植物开花叫做“荣”，区分更为细致。

所以，“华夏”的“华”，就是开花的“花”，由开花而引申出华丽、华美、光华的意思——这一点对确定“华夏”的意蕴非常重要。

“夏”的本义是一个威武高大的人的形象，《说文解字》解释“夏”字的时候，将其比作一个人的样子：“夏，中国之人也。从夊从页从。?，两手；夊，两足也。”“页”就是一个人的头，“?”是双手，“夊”是双脚。这个威武高大的人就是“中国之人”。由此又引申为“中国之地”：既然“中国之人”为“夏”，那么其所居的“中国之地”也就相应称之为“夏”了。

“夏”进一步引申为“盛大”的意思，《尔雅》说：“夏，大也。”《方言》则说：“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物之壮大者而爱伟之谓之夏。”清代的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就讲：“夏，引申之义为大也。”

“夏”还有“雅正”的意思。《荀子·荣辱》篇说：“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儒效》篇又说：“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这里的“夏”，也就是“雅”。《诗经》中“大雅”“小雅”的“雅”，就是“夏”，也就是“雅正”。《墨子》引“大雅”，就作“大夏”。

可见，“华夏”的“夏”，就是盛大、雅正的意思，从地域上说，也表示“中国”之地——也就是中原之地。这也是“华夏”意蕴另一个重要的方面。

再来看“华夏”一词的合用。“华夏”早见于《尚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意思是说无论是中原地区的民众，还是四夷之地的边远民族，都对周武王表示顺从、臣服。《武成》篇尽管属于伪《古文尚书》，但其中的一些材料却是很早的。这里的“华夏”就是指中原以及中原地区的民众——这就和“中国”联系起来了。故而孔颖达在《尚书正义》中说：“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他在《春秋左传正义》也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从这个意义上说，“华夏”和“中国”是同一个意思：“华、夏，皆谓中国也。”之所以将“中国”称之为“华夏”，就是因为“有礼仪之大，有文章之华也”。一句话，以服饰之华彩美好为“华”，以疆界之广阔、文化之繁荣、礼仪之兴盛为“夏”。

“中”在甲骨文属象形字（一说指事字），为旗旒之象形，像竖立的一面旗帜，上下各两条旗旒向左飘动，金文中旗旒向右飘动，方囗（音wéi，古“围”字）为立中之处，表示中间。所以，“中国”就是居于天下之中的中央之国。我们看早期文献中的“中国”，其实就是“华夏”的另一种表述，如《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说“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孟子·梁惠王上》说“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这里的“中国”，都是指华夏之地。《战国策》中还有一段话非常有意思，赵武灵王准备变法、“胡服骑射”时，公子成说：“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更是以“中国”为天下文明的中心。

我们还可以结合出土文物来说明这个问题。1963年，陕西宝鸡贾村出土了青铜器“何尊”，这是西周成王时期一个名叫何的西周宗室贵族所作的祭器。尊内底铸有铭文12行122字，记述了周成王营建成周、举行祭祀、赏赐臣子的一系列活动。其中说到武王克商之后昭告天下：“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意思是，我要在此中原之国定都，从这里开始治理天下之民。这是今所见“中国”一词的最早出现。1995年新疆和田尼雅遗址出土了汉代织锦护臂，上面织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八个字；国家博物馆藏有西汉瑞兽博局纹鎏金铜镜，其铭文有“中国大宁”等字，这些都在讲述着出土文物中的“中国”故事。而“宅兹中国”更是成为追溯“中国”名称起源的独特标识与最早形象。

至于“中华民族”的名称，既是近代以来救亡图存与民族复兴意识的体现，更是“华夏”概念的历史发展与合理演变。黄怀信说：“‘中’指中国，是地理概念；‘华’指华夏，是人文概念，再结合‘华夏’兼华美、众多之本义，‘中华民族’自然就是地居中国，文化灿烂，部族众多，有共同思想、文化和利益，具有向心力与凝聚力之民族。”（《华夏本义考》），所论是非常精当的。

总之，在上古文献里，“华夏”“中华”“中国”大体上意思相同，最初指“天下之中”的中原之国或中原族群，进而引申为整个中国与中华民族。“华”和“夏”无论是单用还是连起来使用，都表示美好、盛大的意思。如果结合历史实际，则“华夏”更是有“文化灿烂，民族众多之特征”——这也是我们所讲“华夏文明”最为核心的方面。

起源与早期面貌

与“华夏”的含义相对应，“华夏文明”就是中华民族所创造的文明，涵盖了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中的文明形态，也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的五种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华夏文明不仅包括了从史前传说时代一直到现代社会的各种历史文明，同时也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物质、制度等各种文明样态，其内涵无疑是博大广阔、丰富多彩的。这些问题，相关的文明史、文化史论著等都有充分的介绍。这里，我们更为关注华夏文明起源及其早期面貌的几个问题。

首先是伏羲、黄帝的起源问题。

伏羲氏作为“三皇之首”与“百王之先”，是传说时代三皇五帝的标志，也是华夏文明的始祖。著名文献学家赵逵夫先生认为“三皇”实际上是中国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中先后兴起的三个氏族或聚落之称，也用来指称这三个氏族或聚落的杰出首领和所代表的三个历史发展阶段（《“三皇”与三皇时代考论》）。所以，伏羲不仅仅是个人的名号，更是早期氏族部落以及特定传说时代的称号。伏羲时代约当于新石器晚期的前段，距今6000年左右。甘肃秦安大地湾一期文化即在这个范围内。

关于伏羲的起源地域，根据早期的记载来看，都与成纪有关系。皇甫谧《帝王世纪》说伏羲“长于成纪”；司马贞补《三皇本纪》也说“生包羲于成纪”；罗泌《路史》说伏羲“生于仇夷，长于起城”，“仇夷”即“仇池”；罗苹注引纬书《遁甲开山图》说“伏羲生成起，徙治陈仓”，“成起”也就是“成纪”。成纪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地理的概念。成纪在历史上经过三次迁徙，都是沿着渭水而下的，其地望大体涵盖今静宁、秦安、天水等地。具体来说，汉代是治平成纪，治所在今静宁县治平乡；唐代迁至秦安的显亲川，称为显亲成纪，治所在今秦安县；北宋时迁至上邽县，称为上邽成纪，也就是今天水市。伏羲“生于成纪”“生于仇池”或“长于成纪”，与大地湾一期文化的地域范围恰好是一致的。

黄帝是五帝之首，也是司马迁建构古史系统的开端。《史记》开篇即是《五帝本纪》，而五帝首先从黄帝开始。所以，黄帝作为人文始祖，也是华夏文明的曙光，“炎黄子孙”的自称，就是由炎帝、黄帝而来的。与伏羲相似，黄帝不仅仅是个人的名号，也是氏族部落以及特定传说时代的称号。《大戴礼记·五帝德》记载，宰我问孔子：“请问黄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回答：“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黄帝三百年”的传说，其实正是对黄帝时代数百年的曲折反映。

黄帝部族的起源，《国语》说“黄帝以姬水成”，《水经注》说“黄帝生于天水，在上邽城东七十里轩辕谷”，梁玉绳《汉书人表考》也说“黄帝生于天水”，这些都是对黄帝部族起源于甘肃的记载。徐旭生、刘起釪等也都认为黄帝部族与甘肃相关。黄帝部族主要是沿着泾水一直向东发展迁徙的。《庄子·在宥》有“黄帝问道于广成子”的故事：“黄帝立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闻广成子在于空同之上，故往见之。”“空同”就是泾水之畔的崆峒山。《五帝本纪》也说黄帝“西至于空桐，登鸡头”，“鸡头”就是崆峒山的主峰。从历史渊源来看，这也是黄帝部族对于早期活动区域的一种回溯。

其次是关于华夏九州的疆域认识。

《尚书》中有一篇叫《禹贡》，说到大禹治水导河积石、“布定九州”的事。其所定九州，分别为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后来司马迁作《史记·夏本纪》，关于“禹别九州”就全部抄录了《禹贡》的文字。“九州”是传说大禹时代的行政区域，涵盖了当时夏朝疆域的大部。如果考虑到这是我国第一个王朝——夏代的疆域划分，则其意义则更为重大，特别是体现出早期国家对于华夏九州的地理认识，甚至是早期的疆域想象。禹贡九州，豫州居中，为夏都之所在——这就又与“华夏”“中国”联系起来了。

《禹贡》中还说到“五服”制度。五服是一种纳贡制度，指按照中心王朝与周边诸侯以及化外蛮夷的距离远近，定期向天子朝贡。《禹贡》说：“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就是以王城为中心，以五百里为界画同心圆，不断扩大地域范围，根据亲疏远近，由内及外分为侯服、甸服、绥服、要服、荒服，形成一个方五千里的国家领地。五服制度尽管未必是夏代行政制度的真实记录，而是有着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家意识与制度理想，但其中基本的天下观与一统思想却应该是很早就有的——夏禹王制九州与五服体系，就是对这种政治理想的直观反映。它强化了“中央之国”的概念，以君王所在之地为中心，以中国为核心向四周扩展，一直到无所扩展之地的“四海”，从而形成“天下”的范畴。“九州、五服、四海、天下”就是对早期华夏疆域与国家观念的朴素认识。

再次是早期华夏文明的多种面貌。

与华夏九州地域的广阔性相一致，华夏文明早期的面貌也是丰富多样的，譬如，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燕辽地区的红山文化，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两湖地区的大溪文化，巴蜀地区的三星堆文化，甘青地区的大地湾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等。从文化区域来看，华夏早期文明又包括河陇文化、三晋文化、三秦文化、河洛文化、齐鲁文化、燕赵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等。这些众多的文化形态与华夏文明的关系应如何来认识呢？

1989年，费孝通先生发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提出了“多元一体”的概念：“多元”指中国各民族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各成一“元”；“一体”指各民族因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和共同利益而形成的共同体——中华民族。以“多元一体”的理论来解释华夏文明的起源及其早期面貌，可以清晰地描述出“王制九州”各区域文明的发展状况，这也就是从文化共同体的角度，解读华夏文明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的形成历程。

先周历史的文化意蕴

所谓“先周”，指的是周人在武王灭商、建立西周王朝之前的历史时期。许倬云曾将“先周时期”分为由近及远四个阶段：最晚是文、武建国以前，即先于周朝的时期；略早是公亶父迁岐以前，即先于周人之为“周人”的时期；更早是周人脱离戎狄时期；最早则是周人集体记忆的远源（《西周史》）。李学勤先生指出，周人早期主要活动在泾水、渭水流域，北达甘肃庆阳地区（《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就是说，周人是兴起于陇东地区的。这里，我们试图通过对周人早期的迁徙，来看它与华夏文明的重要关系。

在先周历史上，以武王翦商为界，有“周人六迁”之说，包括不窋迁陇、公刘迁豳，以及后来的古公迁岐、文王迁丰、武王迁镐等。其中不窋、公刘与陇东的关系最为密切。

关于不窋迁陇，《史记·周本纪》说：“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这里有一个问题：弃与不窋是否为父子两代？因为根据《周本纪》的记载，从后稷到文王，周人的世系有15代，而同样的时间段，商族的世系却有31代，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差别，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周族的谱系有“失代”的现象，也就是说，从弃到不窋之间，有一些帝王的历史是缺失了的。这里涉及到对后稷名号的理解：“后稷”就是“王稷”，是掌管百谷之王。弃因为被封为农官，故而“号曰后稷”。弃之后，后稷名号继续沿用了下来，那些继任后稷之官的周人首领，也可以称之为后稷。这样，司马迁所说的“后稷卒，子不窋立”，就可以讲通了：这个“后稷”并不是弃，而是弃之后相隔数代的另一位周王。

关于公刘迁豳，《周本纪》说：“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公刘是不窋之孙。等到公刘的时代，周族已经在陇东地区逐渐发展壮大，开始考虑部族的长远发展，谋划向南边的豳地迁徙。关于豳地的地望，历史上是有争议的，一种说法是在今天陕西的旬邑、彬州，另一种说法是庆阳的宁县、也就是董志塬一带。其实，从地理位置来看，甘肃的宁县和陕西旬邑相距不过一百公里，又有马莲河贯穿其间，应该是有关联的。

公刘最先带领族人从今庆城地区南迁到宁县一带，这是最早称“豳”的地方，也就是历史上的“北豳”。之后，又从宁县沿马莲河、泾河继续南下，迁到了陕西旬邑、彬州一带，也就是“南豳”。古人在迁徙的时候，往往也会将原来的地名带到新迁的地方。因为“南豳”更为后人所熟知，所以反倒遮蔽了“北豳”的历史存在。公刘的两次迁豳都是沿着马莲河不断向南，其最终的意图就是重返关中。《诗经·大雅·公刘》就特别赞颂了公刘迁豳的光辉业绩，这也是他在周人历史上的大贡献。

在不窋迁陇与公刘迁豳之后，又过了数代，到了古公亶父（也就是周太王）的时期，周族的力量进一步强大，尽管是以“小邦周”的身份服事“大邦殷”，但其雄心壮志已是跃然欲出，开始谋划进一步的东迁。古公迁岐、文王迁丰、武王迁镐都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历史背景。

古公迁岐。古公亶父率领族人从豳地一路向东，到了岐山之下的周原，开始营建都邑。《诗经·大雅·绵》说：“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意思是，周太王公亶父清早乘马出行，沿着漆河由西向东，一直到了岐山脚下的周原。诗中又说：“周原膴膴，堇荼如饴。”周原的土地肥沃富饶，连苦菜也甘甜如饴。这片富饶的土地，成为了周人新的热土。周朝的国号，就源自周原的“周”，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就说：“因太王所居周原，因号曰周。”

文王迁丰。《周本纪》记载：“古公卒，季历立，是为公季。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公季就是王季，王季后来被商王文丁所杀，其子姬昌继位，就是西伯，也就是周文王。文王仁德淳厚，礼贤下士，勤政爱民，从而使得周的国力不断提升，成为商朝西陲的一个强国。文王在征伐崇侯虎之后，开始营建丰邑，并将都城从岐山周原迁到了丰地。丰邑的位置，就在今天西安南部沣河中游的西岸。

武王迁镐。文王卒后，武王继立，再次将都城由沣河西岸的丰邑迁到了东岸的镐邑。《大雅·文王有声》说：“考卜维王，宅是镐京。”意思是说，武王占卜求得吉祥，于是定都镐京。丰、镐两地距离很近，中间仅隔着一条沣水。所以，由丰迁镐，既扩大了都城的范围，从长远看，镐京也更具有翦商的战略意义。周武王就是以丰、镐为根据地，最终完成了灭商的大业。丰、镐二京史称“宗周”，这也是历史上最早称“京”的都城。

此外，《逸周书》和“清华简”当中还提到“文王都程”，以及武王克商之后营建“成周”（也就是东都洛邑），可见周人早期的迁徙不止是六次，所谓的“六迁”也只是择其要而言的。

还要看到，在早期国家形成的阶段，人口迁徙是很频繁、也很普遍的现象，夏、商、周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迁徙史，所谓“夏后氏十迁”，“殷人十六迁”。最为根本的原因，不外乎人口规模、自然灾害、战乱影响以及政治谋略等方面。周人就是在不断的迁徙中发展壮大，从而成为了华夏文明的主体。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深入考察先周文化与华夏文明，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华早期文明的历史内涵、理解“何以中国”这一重大问题，进一步说，华夏文明更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谱系，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而言，尤其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