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建萍

前段时间，随着“妇产科关停潮”冲上热搜，我国出生人口减少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热点。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告诉记者，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我国高龄少子化挑战不可避免，但应对中国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保持乐观态度，无需过度焦虑。“中国拥有重视家庭的传统文化和普婚普育的社会观念。最近清明假期，那么多人都要回家祭祖扫墓，每年春节也有那么多人想尽办法回家团圆，可见家庭传统文化的影响力还是很深远的，这也是西方国家非常羡慕我们的地方。目前需要留意的是，少子化这个不可逆的趋势不能变动太剧烈，需要加以干预，让人口变动保持相对平缓的态势。”

在贺丹看来，家庭是确保人口繁衍和社会继替的基本单元，加强家庭建设，是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战略选择。目前，我国仍处在应对家庭转变和高龄少子化挑战的机会窗口期，希望能将促进家庭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倡导新型家庭文化、构建家庭支持政策，夯实家庭在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生产、强化社会保护、完善社会治理方面的基石作用。

谈到现在许多年轻人不生孩子的情况，贺丹认为不应过度渲染。在她看来，目前生育水平低一方面是因为年轻人生育延后，另一方面是因为可以生二孩三孩的大龄组人群因为各种原因也没有生育，所以导致各年龄组加总的年度总和生育率较低，但这不一定就是中国育龄妇女以后的终身生育水平。贺丹提到，从目前调查的情况来看，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并不低，但要保护好人们的生殖健康，让育龄夫妇在有生育意愿的时候能够“生得出”。同时，要解决好生育养育过程中的现实困难，改善家庭的育儿体验，建立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解决“不敢生、生不起，生不出”的问题，帮助家庭实现生育意愿。“生育观念在生育决策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生育的决策过程中，不仅有经济理性，价值排序也很重要，如果你认为这件事是人生中最有价值和意义的事件，就会排除一切困难去优先实现它。”贺丹说。

不过，贺丹也坦承，当下，我国人口与家庭发展仍面临巨大挑战：一是受多种文化影响，年轻一代的婚育观念变化较大，婚育意愿快速走低，大龄单身、同居、丁克等非传统家庭大量涌现。如不加以正确引导，普婚普育的传统可能很快会被打破，从而加剧生育水平下行趋势。一些极端个人主义价值理念还将动摇中华民族以家庭伦理延展的个人伦理、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精神等价值体系的根基。二是家庭难以全面承担养老抚幼功能，巩固家庭内部功能需要外部公共政策支持。现代化进程中，家庭规模小型化、人口大规模流动、家庭成员居住分散等因素削弱了家庭内部支持功能，同时，预期寿命增加、代际链条延长、子女教育期望提高、养育成本攀升又加重了家庭负担。目前，我国家庭福利政策主要针对失去家庭依靠的边缘群体，对普通家庭的支持还刚刚起步。

对于社会上讨论很热的亲戚之间联系减少、走动减少，甚至不再走动的“断亲”现象，贺丹认为这是一个生命周期中的阶段性认知。年轻人在工作打拼的过程中可能考虑不到那么多，随着年龄的增长，仍会回归到对亲情的重视和渴望中。在贺丹看来，我国加强家庭建设还是有很多有利条件：一是传统家庭观有深厚社会基础，青年婚育观念仍有可塑性；二是核心家庭规模虽降至2-6人，但仍有较强家族网络支持，通信、交通、金融服务便利化也为家庭成员互助提供了现代化手段；三是我国制度具有强大的体制优势和后发优势。

“西方国家福利政策经历了‘去家庭化’和‘再家庭化’过程，转向重视家庭保护，培育家庭自身能力。我国现阶段也应当更加注重帮助家庭提高自身生存和发展能力，着力激发社会基底细胞活力。”贺丹对我国如何构建家庭友好型社会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充分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和现代文明理念，将新型的家庭价值观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大力倡导修身齐家、孝悌和睦、重视养育等家庭文化。实施新型家庭文化建设工程，通过优秀影视作品、网络作品潜移默化地影响群众生育观念。二是确立以家庭为主体的民生保障政策导向。将家庭视为公共政策的基本单位，建立健全生育保障制度，在户籍改革、住房、税收等领域充分体现保护婚姻家庭、支持多子女养育、鼓励家庭成员团聚的导向。三是大力发展以家庭消费为主体的“幸福产业”。落实年休假制度，推行弹性工作制。鼓励家庭成员共同参加旅游休闲、文化体育活动，提升家庭消费能级，增强内循环能力。大力发展社区服务业、家政服务业、养老服务业、托幼托育产业，为家庭建设赋能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