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认识事物的关系，由一般的简单联系，进入复杂的有机的联系，由静态的机械的结构原理，进而发展到复杂的动态的整体构成理念，便出现了系统论。

具体说，系统论是研究系统的结构、特点、动态、原则、规律以及系统间的相互联系的，它可以用数学描述。系统论的基本思想是把相互关联的形形色色的客观事物看作一个整体来对待，从而以整体的观念出发研究系统各要素的相互关系，掌握系统的本质及其特征，使事物系统的存在达到最佳效果。

系统论借助唯物辩证法观点，不但把各个事物看作是单独的系统，而且在共性的系统中又组成上一层次的更大的整个系统和它的子系统。如果把世界上所有的存在，划分为物质与精神两大类，自然、人类社会就会归纳为物质与精神两个复杂巨大的整个系统。由此可见，系统论不但是一个方法论，它也是具有哲学价值的世界观。

系统论的创立者，一般公认为美籍奥地利人、理论生物学家L.V.贝塔朗菲（L.Von.Bertalanffy）。他作为生物学家，开始是从生物学角度研究系统性原理的，1932年发表“抗体系统论”，提出了系统论的思想。直到1937年才提出了一般系统论原理，因此奠定了这门学科的理论基础。然而他的论文《关于一般系统论》，到1945年才公开发表，而到1948年他在美国讲授“一般系统论”时，才得到学术界的正式重视。

人类对任何方面的认识，都是一个有始无终的深化过程。创立系统论的贝塔朗菲认为系统这一思想最早来源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根据是他有一句“整体大于各部分的总和”。他的这一说法后来也成为人们一般的看法。亚里士多德是以形式逻辑的思维思考推理事物规律的，他的这一关于整体与部分关系的论断显然含有可贵的辩证法，后来的系统论研究者还由此推导出整体功能可以大于部分功能之和，整体功能可以小于部分功能之和，整体功能等于部分功能之和，这样三种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亚里士多德在系统论的认识之路上是先知者。但是域外人士却不知，而且我们国内也没注意到，其实早在比亚里士多德早400年的我国西周晚期出现的“和而不同”论，就蕴含着系统论思想，可以说是系统论的雏形。它同样表达了事物的各个部分既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的基本思想，特别强调动态和谐的特质。

关于和而不同的思想，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许多典籍中都能找到类同的说法，可见当时已形成一种系统性理论广为传播并应用。《书·皋陶谟》载“同寅协恭和衷哉”，《国语·鲁语下》载“夫苦匏不材于人，共济而已”，是后人归结为“和衷共济”成语之出处。《左传》昭公二十年所载晏子对齐景公中，引用了“和而不同”术语，主要用以讲君臣关系的道理。《论语·子路》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里的“和而不同”显然以孔子的思想应用于伦理道德了。最为完整和详尽而且真正闪现哲学光辉的是《国语·郑语》中史伯与郑桓公对话中的关于“和而不同”的专论。当时桓公为周司徒，已经意识到西周衰落之势不可挽回，便与史伯商讨怎样借机率众出走，到何处发展自己的势力。史伯在回答中全篇贯彻着一整套“和而不同”的思想理论。兹将其中有关“和而不同”、“取和去同”的章节原文抄录如下：

公曰：“周其弊乎？”对曰：“殆于必弊者也。《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今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慝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入，行姟极。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经入以食兆民，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王将弃是类也而与剸（专）同。天夺之明，欲无弊，得乎？”（《国语·郑语》，河南大学出版社版，第310 页—311 页）

中国古代哲学体例与西方不同，是简练直述和形象蕴含有机结合的语论形式。引文大意是，桓公（后为郑君）说：“西周会衰败吗？”史伯回答说：“就要衰败了，《泰誓》中说：‘民众的意愿，上天一定相从。’现在，幽王抛弃光明正大，而喜欢奸侫阴险；厌恶刚直贤良，而亲近无知鄙陋；不要和谐协调，只取同一专横。要知道，‘和’才能产生万物，‘同’则难以为继。把不同的事物加以平衡协调叫作‘和’，只有这样才能使它们变得丰盈而繁富，从而满足需要；如果只简单地把一种东西不住增添，那就要变成多余之物了。所以先王把土与金、木、水、火基本物质元素相互配伍结合，产生出各式各样有用之物。因此，调和五味满足口味，强健四肢以卫护身体，协和音律使声音悦耳动听，端正身体的各个部位以保证身心健康，按照阴阳消长原理把赤子抚养成人，建立一套完整的人伦法则以便规范人们的道德风尚，把人分成十个等级以此来训导百官如何有效管理。只有这样，才能具备物产千种，地据万方，谋事种种，经营无限，收入巨大，出巡可到达最远的地方。所以德能之君居九州之地，收取丰盈赋税来分食亿万臣民，对他们进行全面而良好的教导，并善于使用他们，整个社会变得和谐顺畅，其乐融融。像这样，可以称之为‘和’的极致了。因此，先王从异姓中礼聘王后，从不同地域寻求财物，选择近臣专取敢于直谏而且善于枚举各种事例的人，他于诸事务中必遵循‘和’的原则。如果总是一种声音谁还听它，就那么一色物件也不会有绚丽文采，老是一种味道不称其为美食，总是一种东西也不会再有人要它！幽王抛弃这样重要的‘和’的法式而排斥异己，独断专行，看来，上天已把他的聪明收回去了，想不衰败，行吗？”

这篇关于“和而不同”的东方经典式的论述记录，从开篇讲到西周即将衰败及其原因是与民意相违，言外之意即这个社会系统因违背应有的平衡和谐性，其运转的效果就适得其反。为进一步讲明这个道理，接着史伯把视野扩大，在自然中，在社会的各类相关联的事物中，指出了金、木、水、火、土五行系统，五味食物系统，六律音乐系统，四肢身体系统等等，强调这些系统的各部分，只有在彼此协和的状态下才能达到应有的目的。进而又从反面复论，如果这些事物系统变成“弃和取同”，即取消各部分的相对独立性，其效果只能是事与愿违：音乐变成单一的声音没人听，食物乏味不成为美食，世上的东西变成清一色就失掉丰富多彩。《国语·郑语》中的这段议论，虽篇幅不大，但文中处处隐含着系统论的哲思，而且其哲学意义广博，知微知彰神奇，周事循理真切，表明我国古代先哲的智慧已达到洞鉴明察的高度。

“和而不同”的思想核心是互相关联的多元事物的和谐发展。它不是讲事物的静态联系，而是强调事物运行中各个方面的合理配套，或者说，正确处理运行状况下的彼此关系，才能得到共同即整体发展的效果。“和实生物”，无论是自然界的万物生长和繁衍，还是社会事物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在满足有关方面的和谐联系的条件下，才能获得预期的结果。这里，和谐、协调是手段，而一定条件联系下的事物，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系统的各个部分的同向同质的运行才是目的，所以文中把“以他平他 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作为它的中心语。这与系统论特别强调的整体原则、动态原则是相一致的。

除此之外，这篇哲理深奥而又结合实际的经典论文，还有其另外的理论意义。其一，对它全面而准确的领会，可以帮助我们纠正把“和”与“和而不同”混为一谈的误解，以及对“和而不同”的错误的或片面的或庸俗的理解。上文已提及，“和而不同”在孔子那里，是在伦理原则中出现的，这样就使“和而不同”的哲理偏狭化了，而且，把“君子”与 “小人”以“和而不同”、“同而不和”分别，已经失却了平衡依存之意，完全导向了互相绝对排斥的境地。此外，我国从《论语》引述后来历代形成的“和为贵”一类的庸俗哲学思想，与“和而不同”的哲理更是似是而非。其实“和”的本意是对立的统一，并非 “合而为一”。“合而为一”实质上正是去和求同，变为单一或专一了，这恰恰是违背“和而不同”哲理的。真正的和谐在运行的目的、手段以及整个过程中的表现，都与“ 和为贵”大相径庭。事实上，如果为一己之私意，不分是非曲直，又不管合理非理，只是在关系整合中一味相“和”相“合”，其结果也达不到真正的“和”。其二，这篇古代论文与其他别的有关“和而不同”的论说相比，具有它哲理阐述的全面性系统性。前面，我们已介绍性地说明了其他有关“和而不同”在古代典籍中的各个出处，它们一般都是简单地谈论事理引出这一思想，或者专论政治中的君臣关系。这篇论述却与众不同，它是“和而不同”哲理从自然界到社会的通论，在社会范围，它又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可以说，《国语·郑语》的“和而不同”哲学思想是系统的多元事物和谐运行的理论典范。

关于和而不同哲理的实际运用，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它最重要的实践意义，应当是成为一门极高深的领导艺术。说它高深，是因为真正认识它，并且完美运用它，确实不易。试想，系统的中心又要使自己与诸要素之间，其他要素与要素之间互相和谐，又要保持各自的不同，也就是说，既要让诸要素充分展现自己的特性和活力，又要让这些特性和活力在协调整合中形成符合整体性要求的共性和合力，达到系统运行最佳效果，岂是一般尚未掌握“和而不同”思想精髓的智者能实现的？

对“和而不同”哲理的分析，再一次启示我们，我国古代文明的积淀中确有许多人类认识的源头可探取。加之人类的意识和认知能力的相通性，就可以在文化交流中把某种认识的过程系统化，理出其理论形成的来龙去脉。对祖国的传统文化妄自尊大或妄自菲薄，都不是对待国学的正确态度，真正需要的是虚怀敬重先贤，结合认识的需要，针对性地潜心研读他们遗给后人的有关典籍，从中尽力发掘具有永恒价值的思想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