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拙劲”的人生

　　“不要规划自己。”和如今很多年轻人讲求职业规划、人生设计不同，吴江说，自己一生做的都不是自己选择、甚至不是自己喜欢的事儿，“始终是命运安排我。”

　　吴江不是消极，他讲的是实情。

　　“当年想当个好演员吧，没做成。”戏校毕业，吴江和同学们赶上了“文革”。“完全没有舞台，尤其武小生，在现代戏中更没有角色，只有翻翻打打。”结果在舞台上翻跟头时脚受了伤。“当时的环境，就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的脚伤着以后，一直裹着弹力绷带演出，那时候演《奇袭白虎团》，我连续又演了十几场，等到最后完全不能动了，这才去住院，才去手术。打开以后，我的内外韧带全部完了，而且枸骨也都挤碎了。大夫说你以后不能干这个了。”

　　坐在病床上哭了一天一宿，吴江只有去读书。到北大读中文系，在今天很多人看来，只有羡慕的份儿。但对怀有演员梦的吴江来说，却是被迫。

　　跟随翁偶虹先生学习、研读十年，吴江决心做个好编剧。1979年，他30岁，那年女儿出生，他的第一个戏《双玉缘》演出，还被央视拍成了第一部带外景的戏曲电视剧。1980年他写作的《拜相记》，被指定为十二大代表演出的唯一剧目。

　　但就在他编剧经验、技巧崭露头角时，他接到领导指示，让他去抓教育，回母校当副校长。“我不想去。因为研究院当时留我读博士，认为我底子好，有舞台经验，又有文学底子。”

　　回母校7年，吴江做常务副校长。心想，就“做个戏曲教育家吧”。可领导又让他去做文化局副局长。“还是不愿意做。我问自己，你就懂京剧呀，你懂现代舞吗？你懂交响乐吗？你懂木偶、杂技吗？”一边干，一边学，吴江在北京文化局差不多又干了7年。直到被上级派往国家京剧院，一做就是十多年，到退休。

　　吴江从不消极。像郝寿臣老校长当年评价他的，使“拙劲”，尽心做好每一件“命运的安排”。

　　做校长，他咬碎一口牙。

　　回学校任教学副校长时，欢迎会上，很多老师当年曾经教过他，很多人是他的师姐、师兄。他有压力。会后曾经教过他语文的李权章老师，用公正的楷书给他抄录了一段唐朝魏征《谏太宗十思疏》:“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老师在教他怎么做人，怎么做官。

　　戏校那几年，吴江几乎不回家，住学校。每天8点上课前，把当天的工作安排妥当，他就提个马扎，到各个课堂去听课。当初做学生时，不可能每个专业的课都去听，可那7年，他站在研究生的层面又学习了一遍表演，不仅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还磨了性格。“我37岁，一口牙都松了，直接拔牙，换了一口假牙。”不过，这一口牙值。吴江在学校待了七年，那几年，北京戏校学生达到了1000多名，成为全国第一批国家级重点专业学校。那时候不单有京剧班，有评剧班，有曲剧班，还有木偶班，音乐班，为今天北京市各个剧院团，比如歌舞团、杂技团、北昆等各个专业团体培养了好多骨干。他在任时发起《京剧教学剧目精选》项目，在他离开时已经出了七八十个戏……“我觉得至少我是一种报恩，我对我的学校是一种报恩，我没有白过。”

　　做局长，他拼掉了一头发。

　　“跟我的司机累病了几个。”在文化局做副局长时，司机每天早晨6点就得去接吴江，因为他要到各个院团去看早功。“真练早功了，我给拨款。”当时他担任国庆50周年游行文艺方针总指挥，责任重、任务紧，连累带着急，头发就掉了很多。那时，吴江还要求院团长们必须到文化局讲课，因为公务员们不能永远做外行，只有理解一线了，和院团的合作才能默契，为院团提供服务才能真诚。在文化局那段日子，吴江经常愿意骑自行车，很多人说他不像官儿。他和青年干部聊“官”，说“官”不过一顶帽子，带上了，就要尽责任；不带了，就是普通人。那7年，吴江真觉得累，可直到今天，他都觉得那时候搭班子的领导们都非常好，大家齐心合力，在他们的任上，长安大戏院建起来了，首都图书馆建起来了，北京音乐堂翻建了……

　　做院长，他喘不匀的气儿。

　　在国家京剧院做第一掌门人，在舶来艺术和流行文化的时尚氛围挤压下，吴江起初几年感觉“内外交困，进退无门”。但一次给部级领导干部做讲座，表演加讲座，效果竟然好得出人意料。由此，吴江开启了京剧普及的大量工作:以政协委员的身份，提案建议“京剧进校园”；以院长的身份，带领演员到高校演出。在他和同行们的大力推动下，2006年财政部、教育部、文化部组织的“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正式启动，普及京剧有了专项资金。

　　他还努力把京剧推广到全世界。在去美国演出的时候，剧团晚上在美国的国家剧院、肯尼迪艺术中心演出，下午做讲座，普及京剧文化。当院长那些年，吴江写了京剧《鞠躬尽瘁诸葛亮》、《四海之内皆兄弟》，讲述三国诸葛亮的故事和梁山好汉搭救卢俊义的故事。这两个戏在日本演了80多场。他根据水浒中“雷横怒打白秀英父亲”的故事为北京戏校的学生编了一出新戏，拿到了法国去演，取得了非常好的演出效果。

　　为了让京剧这门传统艺术拥有更旺盛的生命力，吴江不停地在探索:他将高乃依名剧《熙德》改编为京剧，用中国最传统的戏剧手段去表现一个国外的戏剧题材；他和话剧导演合作，寻找传统和时尚的对话；拍摄京剧电影，尝试转换京剧的生产方式、经营方式……

　　如今，天气冷的时候，哮喘总让吴江很辛苦。那是2005年去西藏，为《文成公主》采风留下的后遗症。

　　“我使着拙劲当演员，上大学，当编剧，读研究生，做校长、局长、院长，一直到退休。”吴江说，翁偶虹老师对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人要做成功者谋，不做成功者望。”他一生谨记。

　　■■　没有完整句号

　　学戏，演戏，写戏；当校长，做局长，任院长。吴江说，自己是幸运的，一生跌宕起伏，挺有味道。但每当回忆，又难免淡淡的忧伤，感觉自己一事无成，有种“哪儿是故乡”的感觉。“我是幸运的，但都是删节号，没有完整的句号。”

　　从幼年戏校生活开始，吴江“认真，不懂就学。人生每一步就当做一个个‘1’相加。”

　　他记得，当年他已经研究院读完，写了一出戏《尉迟恭》，自己感觉文笔挺好。翁偶虹老师看了，只是一笑:“你是看了不少书，背了不少诗啊。”随后，翁老问了一句:“尉迟恭是做什么的？”“铁匠。”“铁匠能唱出这样的词儿？”是啊，写戏应该把自己隐藏起来，做到“无我”，这才是搞戏曲文化创作的态度。京剧虽然是俗文化，但做学问要严肃。

　　他记得，伯父去世前，告诉他需要补课。“大江，我担心你。怕你这一辈子，看假书，做假学问。”当时吴江职称已是正高，是北京专业技术职称评委会副主任。伯父问他，《西厢记》你读了几种？他答:十种。伯父说，《西厢记》有100多个版本，你怎么能证明你看的都是真本，善本？如果不是，岂不是读了假书，做了假学问？伯父的严谨，让吴江“一辈子不敢翘尾巴”。如今退休，他说，自己要好好补补版本学、校刊学、目录学的课。

　　30多年前，吴江也曾“少年不知高低”，想着“若是能在50岁时出版一本自己的作品集也就足慰平生了”，可时光荏苒，真到了年过五旬，另一个决心更坚定了:“不留一字在世间”。因为深知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可耐不住孙毓敏大姐和身边朋友的催促，吴江才匆匆将自己已经演出的50多部戏中的12个剧本，和一些自己的讲稿散文集成一书，命名为《愚人集》。“愚人”一说，被孙毓敏大姐批评为“瞎谦虚”，但吴江自己坚持，因为自己“学书不成又学剑”，“创作改编的多，原创的少。演出过的多，留下来的少。这大概是我至今仍不自信的原因吧。”

　　吴江说，这个集子并不打算公开出版，只打算印刷几百本送给朋友，给自己留个念想儿。不过，作为“一个上过京剧表演启蒙课，摸过京剧编剧和编辑的笔，干过戏曲教育的活儿，当过艺术管理的干部，对京剧十分热爱的人”，作为一个“曾经站在不同的方位上为京剧操过心”的人，他希望“有些老前辈们传给我的经验对后学能有点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