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迟退休是“情非得已”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愈发严峻，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并且继续延长的趋势还将长期存在。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2010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74.83岁，而2000年我国这一数字仅为71.4岁。我国现行的退休年龄政策基本沿用了上世纪50年代的规定。人均预期寿命有了大幅提高，退休年龄却仍然根据60多年前的人均预期寿命标准确定，这也确实有违人口和社会发展规律。因为，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意味着领取养老金的群体不断扩大，单个退休劳动者领取养老金的年限也将增加。而延迟退休可以很好地缓解这一状况。

　　老年人口占总人口和劳动者总数的比重越来越大，等待领取养老金的群体规模不断膨胀，较低的退休年龄使得个体退休者获得的社会养老保险总额相对较大，这使得我国社会养老保险支付面临的压力骤增。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先富后老”是应对老龄化形势的理想状态。而目前，我国面临的是“未富先老”的窘境，由于人口基数过大，人均财富还远不足以支撑建立雄厚的社会养老保险。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逐渐建立起来的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由于种种原因，在其成立之初就存在很多“空账”。社会养老保险支付压力大，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先天不足，这就是我国在迎接老龄化社会到来时的真实处境。而延迟退休则可以在减轻养老保险支付压力的同时，为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赢得时间。

　　推进延迟退休实施的另一个客观因素，是我国劳动者受教育年限的延长。高校扩招以来，我国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规模空前扩大，劳动者为在就业市场中获得更强的竞争力，倾向于不断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参与更广范围的培训。这使得我国初次就业劳动者的平均年龄，较之以前有所推迟，继续维持目前的退休年龄政策，意味着我国高校扩招以来初次就业群体的劳动年限缩短。而这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在临近退休时，他们的经验、技能和专业素质仍有年轻劳动者无法比拟的优势。因此，从长远来看，延迟退休对于我国劳动者人力资本的开发和充分利用具有积极意义。

　　这样来看，延迟退休的确是适应我国人口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之大势。分析国外退休年龄改革政策实践，美国、日本、法国和巴西等国，大都选择延迟退休年龄来应对老龄化快速发展带来的财政养老压力。考虑到激进地延迟退休政策会对社会不同阶层群体利益带来冲击，国外延迟退休改革均采取渐进式，政策实施之前较长时间的“预告期”也有效地减轻了改革推进的阻力。同时，富有弹性的退休年龄政策，有利于劳动者自由选择自己的退休年龄。此外，为了鼓励劳动者延迟退休，实施在经济上富有激励效果的阶梯式退休金领取制度也必不可少。

　　遵循两个原则，实现“双轨制”并轨

　　国外的施政经验和国内人口、社会发展大势，都凸显出推进延迟退休实施的必要性。然而，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现实，却使得我国延迟退休改革面临的形势尤为复杂。

　　“渐进式”和“弹性”是其他国家在探索延迟退休年龄改革实践中普遍遵循的原则，这两条带有普适性的经验，同样适用于我国的退休年龄制度改革。“渐进式”可以起到“缓冲剂”的效果，为倾听和吸收民意以及政策的及时调整创造空间，从而减轻政策实施阻力。而“弹性”原则可以尽可能地照顾到不同群体的利益，尊重不同个体自由选择退休年龄的权利，从而减少反对的声音。

　　但要真正扭转民意舆情对延迟退休改革的抵触态度，还要在“养老双轨制”并轨和鼓励延迟退休的激励机制上下功夫。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鼓励发展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和商业保险。这意味着，以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为契机，备受争议的“养老双轨制”并轨将有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养老双轨制”并轨，并不是单纯地将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统一纳入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社会统筹中来，更不是将企业退休人员纳入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金体系，而是建立一个统一的、覆盖体制内外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具体来说，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养老保障体系由基本养老保险、职业年金构成，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障体系由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和商业保险构成。其中，所有劳动者都享有的基本养老保险体现了公平性，而职业年金和企业年金体现了体制内外公益性和营利性的差异。

　　如果说“渐进性”和“弹性”是推进延迟退休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那么，“养老双轨制”并轨和鼓励延迟退休的制度设计，就是延迟退休改革顺利实施的前提条件。在扫清了体制和机制上的障碍之后，延迟退休就可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