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政府成合力

　　不应一味转移中低端产业就业者，而应疏散过于集中的优势资源

　　大城市“治病”，说到底是资源配置问题。建立防治“城市病”的长效机制，市场的“无形之手”和政府的“有形之手”形成合力是关键。

　　大城市的很多治理难题最终都落在人口管理上。在国际上，主要靠市场来自发调节大城市人口规模。随着人口的涌入，房价等生活成本的上涨，会使一部分人逐渐离开大城市。“我国的特大城市要加快基础设施供给市场化的范畴，在城市市民生活成本充分市场化之后，价格和生活成本的市场化调节也自动会导致人口分流”，李铁说。

　　人口流动，政府也可以适当引导。

　　“国人为什么愿意去大城市？新城和卫星城为什么发展不起来？”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说，“按行政级别配置资源的体制让大城市获得更多优质资源，比如医疗、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目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已成为资源洼地，这一基本形态不改变，人口还会像水一样向洼地中心流。”

　　牛文元认为，应当努力实现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之间的分工互补以及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均等化，来引导人口合理流动。“日本就曾通过推行‘全国综合开发计划’，缩小各地方与东京的差距，从而减少人口与产业过分向首都圈集中。”

　　在治理“城市病”的过程中，另一个富有争议的话题是：在资源的重新配置中，大城市是应当“甩包袱”还是疏散优势资源？

　　“政府的做法必须尊重市场规律。”陆铭认为，城市既要有白领、教授、工程师，也要有保安和清洁工，是多层次人口的组合。在治理“城市病”时，不能一味转移中低端产业就业者。据测算，在美国的特大城市中，一个高端从业者的日常生活至少需要5个服务性岗位，其中3个是家政、餐饮等基础服务性岗位。“低技能劳动力向大城市集聚符合经济规律，如果限制其流入，必然会提高相应岗位的成本，反而不利于城市生活质量的提升。”

　　“任何一个城市绝大部分人口应该是中低收入人口，他们充填了城市所有满足最基本消费需求的工作岗位”，李铁说，在曼哈顿繁华的奢侈品专卖店边，杂货、小吃等流动摊贩比比皆是；孟买拥有大批不熟练和半熟练的劳动人口，基本上以叫卖小贩、出租车司机或其他蓝领职业谋生；而当前东京市区，就业劳动力中还有近10%的人口为中学以下学历。“无论是纽约的移民，还是东京大量的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劳动力，他们都是大城市发展不可缺失的劳动力资源。”

　　另一方面，一些大城市优势资源过于集中，商业中心、学校、医院等吸引力较强，容易造成交通拥堵、人均资源紧缺；如果将这些过于集中的优势资源部分疏散到大城市周边，则会带动更多人口转移。“最典型的例子是大学。根据我们的研究，高校每迁出1万名学生，将会带动1.9万名相关服务人员就业，就能形成一个宜居的高质量的小城镇”，牛文元说。

　　从世界上看，就像每个人都会得感冒一样，几乎每座大城市在其发展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出现过“城市病”。“城市病”的根源，不在“大”，而在“大而不当”。对当前我国一些大城市出现的“城市病”，我们既要高度重视，又不必过于恐慌，应当找准病根、对症下药；同时，应充分认识大城市在中国城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继续重视和推动大城市的健康发展。

　　延伸阅读

　　国外一些大城市在规划、管理上做足文章

　　妙招应对“城市病”

　　伦敦：公共交通很贴心

　　地铁是伦敦人的骄傲。无论在伦敦何处，5分钟步行距离之内通常都有一个地铁站。而且，地铁与市内多条地上铁路和跨越泰晤士河的缆车等公交线路接轨，乘客只用一张地铁卡即可享受上述所有公交服务。

　　伦敦的红色双层公共汽车处处充满人性化设计。每逢老人或残疾人乘车时，司机可升降车体，方便他们上下。每辆公交车上还设有专门停放婴儿车和轮椅的空间，方便残疾人和带孩子的妈妈出行。

　　莫斯科：建造新城治拥堵

　　莫斯科市区面积1081平方公里，是目前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之一。为从根本上治愈“城市病”，莫斯科推行“新城计划”。2011年7月，俄罗斯联邦委员会批准一项计划，从莫斯科州划拨近一个半莫斯科市大小的土地给莫斯科市，面积达1440平方公里。

　　按照设想，联邦政府部分机构可能迁到新区，新城区可为200万莫斯科市民提供住房，并提供100多万个专业技术就业岗位。 （记者 许志峰 成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