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环保部门执法者，3000元、5000元的红包随手就收，甚至彼此之间互不避讳帮忙代收转交；基层查违部门执法者，票子、房子、金子，样样都敢收，还不少收……手握实权的基层执法人员，官虽不大，但却有着足以扼住企业咽喉的权力，并借此吃拿卡要。而更为严重的是，这类“蝇贪”问题带有群体性。

　　《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期调查发现，不仅环保系统，很多领域的基层公务员，由于手握执法权，虽然级别低，但却成为违法违规者重点巴结的对象。“收你钱财，给你关照”成了基层执法者与企业之间一种心照不宣的“潜规则”。而在这种“潜规则”下，制度、法规形如废纸。

　　卡住辖区内企业的咽喉通吃大小红包各类礼品

　　有些基层工作人员，手中的权力不算大，但擅长运用的话，足以卡住辖区相关企业的咽喉。他们大小红包各类礼品通吃，但互相之间并不避讳，以至于受贿还带有群体性。据办案检察官说，在传统节日，送礼的送得理直气壮，收礼的收得心安理得。这是一种利益的互换，是一种细水长流的腐败。

　　“某公司老板黄某请我吃饭并给我送了一个装有3000元的牛皮纸信封、某公司总经理杜某到我办公室送给我一个装有5000元人民币的白色信封、某公司老板梁某请我吃饭并送我一个装有3000元港币的信封、某公司老板邝某请我吃饭并送我2000元人民币、某公司总经理袁某在我家附近给我送了一个装有3000元人民币的信封……”仅2013年中秋节，深圳宝安区环境保护与水务局执法员梁某就收了多个红包。

　　2014年上半年，深圳检察机关查处环保系统受贿案9件9人，目前正陆续进入审查起诉环节，其中2人已被提起公诉。

　　办案检察官告诉记者，2014年上半年查处的9名环保部门基层公务员，无一例外都存在过年过节大肆收受辖区内企业红包礼品的情况，“少则价值一两千，多则上万元。”

　　除现金外，梁某还在2013年中秋和2014年春节收到企业送上的两部iphone手机。宝安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环境监督科副科长谭某供认称，除了收受红包外，还多次收受了辖区内企业送的购物卡、名酒等。

　　办案检察官说：“收受红包礼品在这些人员之间并不是秘密，甚至还多次出现代收转交的猖狂局面。”

　　“在传统节日，送礼的送得理直气壮，收礼的收得心安理得。”办案检察官说，“这是一种利益的互换，是一种细水长流的腐败。然而由于数据偏多，加上人员流动等，导致办案人员难以核实一些细节。”

　　一位办案检察官用“蝇贪”来概括这些涉案人员的特性：这些人都是正式的国家公务人员，但级别不高。他们都是基层工作人员，手中的权力不算大，但擅长运用的话，足以卡住辖区相关企业的咽喉；他们每次收的钱都不算太多，最常见的是三五千左右，但累计起来往往能达到数万甚至数十万元；他们大小红包各类礼品通吃，但互相之间并不避讳，以至于受贿还带有群体性。

　　“红包开道”　查违者成为护违者违建泛滥　“收你钱财给你关照”

　　“个别协管员收红包的胃口比正式工作人员还大。”龙岗区检察院检察官廖芸说，这些落马的正副队长考虑到自己仍有发展空间，受贿时有所掂量，“不是所有的钱都收”，但临聘人员似乎无此顾虑。观澜执法队协管员李政庇护一处违建顺利完工，收取了100多万元好处费，因此于2014年7月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

　　记者发现，不仅环保系统，很多领域的基层公务员，由于手握执法权，虽然级别低，但却成为了违法违规者重点巴结的对象。“收你钱财，给你关照”成了基层执法者与企业之间一种心照不宣的“潜规则”。而在这种“潜规则”下，制度、法规形如废纸。

　　记者从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了解到，2013年至今，深圳共有15名街道查违人员因在查违中涉嫌职务犯罪被检方审查起诉，收受的贿赂从几万元到上百万元不等。

　　2008年底，某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承包了大鹏新区葵涌街道的拆违工程，为获取非法利益，公司老板徐某某经常弄虚作假。而负责审核工程量的大鹏新区葵涌街道综合执法队队长张庆云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怎么报就怎么签”。在拆除一个虾苗厂时，对方报了1400多平方米的工程量，张庆云明明记得该虾苗场只有400多平方米，觉得“做得太过”，对方却嘿嘿地笑不解释，张庆云还是按照报的工程量审批了。徐某某先后送给张庆云人民币4万元、港币30万元。

　　2014年8月，检方指控大鹏新区葵涌街道综合执法队队长张庆云在2008年至2012年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违建者谋取利益，收受6名当事人贿赂共计现金人民币19万元、港币30万元。其中包括在审查拆除违建工作量时放任相关拆除公司虚报工作量，向违建者承诺没有投诉即可继续违建导致违建顺利完工等。

　　黄某某欲将一处私宅拆旧盖新，打地基时，新安街道执法队责令其停工。黄某某请求执法队长严太龙关照，送上一块重500克的周大福金块。地基打好后，执法队又到现场要求停工，黄某某又送上300克周大福金块。经鉴定，这些金块价值人民币31万余元。于是严太龙“没有太为难他”，至案发时，该违建已建到11层。

　　2014年2月，检方指控宝安区新安街道执法队队长严太龙放纵行贿人在其辖区内肆意违建，并帮行贿人优先承接违建拆除工程，受贿74万元、黄金800克。

　　2013年11月，大鹏新区大鹏办事处党工委委员、综合执法队队长张耀坤被提起公诉。检方指控其在查违等过程中受贿61.3万元。

　　除上述这3位执法队正职干部外，2013年至今，还有6名执法队副职干部因查违中涉嫌职务犯罪而被查处。他们是：宝安区观澜街道执法队副队长卢少育、宝安区沙井街道执法队副队长黄伟良、龙华新区民治办事处执法队副队长艾程、龙华新区民治街道执法队副大队长吴某青、大鹏新区葵涌办事处规划土地监察副大队长谭巧雄、大鹏新区葵涌街道执法队副队长连立新。

　　其中，龙华新区民治街道执法队副队长艾程为违建者提供庇护，在执法检查时走过场，获得违建者送上的一处100平方米、价值80万元的旧改房。

　　“个别协管员收红包的胃口比正式工作人员还大。”龙岗区检察院检察官廖芸说，这些落马的正副队长考虑到自己仍有发展空间，受贿时有所掂量，“不是所有的钱都收”，但临聘人员似乎无此顾虑。观澜执法队协管员李政庇护一处违建顺利完工，收取了100多万元好处费，因此于2014年7月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

　　检方表示，违建者称，“送了钱，对方就会少查、不查”。因此查违“猫”和违建“老鼠”之间已形成了“互利互惠”的默契。

　　而记者采访了解到，除了环保、查违部门外，海关、质监、税务、教育等多个系统的具有实权的基层公务员都存在收受红包的贪腐行为。

　　今年3月以来，深圳皇岗海关物流监管处8名科级干部因涉嫌放纵走私罪陆续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

　　“以前办过一个案子，一个安监站的工作人员，到工地上走访，工地最少要给2000元红包，有时一天能走4个工地。一年就能收了几十万。”一位检察官说。

　　一位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经理告诉记者，“每回做项目，都得请质检站的人吃饭，送红包。这样，他们来检查时，就不会刁难我们，随便看看，就过关了。”

　　而一位美容院的财务负责人说，“有的时候我们‘进贡’晚了，税收专管员就打电话给我，美其名曰是问我最近企业经营情况为什么不太好，交税少了，实际上就是等着我明天给他送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