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宗三民（简经纶治印）宁远将军章（官玺）明伯之印（吴子复治印）零陵太守章（官玺）

俟堂石墨张樾丞治印  公汗钱君匋治印  遵古钱瘦铁治印

　　楷书相对篆隶书来讲，从笔画和体式的连贯性变成相对单独的点画组合，在布局上会受到影响，需要有变通技巧。所谓以楷书入印，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楷书，而是隶楷书，也就是说仍然存在隶书体势和古意的作用。但毫无疑问，因为书法五体是互通的，总是可以找到适宜的路径。像《石门铭》等摩崖，含有篆隶意趣，有些结体处理大有文章可做，再比如某一笔画夸张，能够加以借鉴。而且要考虑到一点，北魏摩崖和墓志中的字形虽然已从长线变成点画，却依然存在某种不均衡性。比如点画大多为三角形块面，起笔铺毫，捺画顿而平铺再出锋。很多笔画宽厚放浪，不拘一格，再加上字形大小宽扁纵高，有很大的随机性，因而在印面中会产生出人意料的变化。

　　其实，宋代就已经出现了以楷书入印的尝试，但为数不多，元花押印中的楷书入印更多，但大多数是单个字。这一点对清民两代印人有一定的启示。简经纶除了在甲骨文入印方面有开拓性的创举之外，还注重多种碑刻文字的尝试，只不过这些碑刻没有甲骨文那么轰动而已。

　　童大年、陈师曾、张樾丞、来楚生等各自的尝试也极为可贵，他们注重文字的组合，习惯上借用边栏。张樾丞所刻“俟堂石墨”印常被误认为是陈师曾所刻。钱君匋的“公汗”印中文字取自《始平公》，粗壮锐利而且又厚重，实际上是从不同的角度来体验碑刻文字，使得彼此之间有一种亲近感。

　　多种碑刻文字入印，看起来是前人占领了篆书领域的先机，在此之外的一种无奈选择，毋宁说是冥冥之中先人留给后人的一块“闲置地”。书法中有很多尝试几乎为前人踏遍，但仍然有很多前人未曾涉及的，比如甲骨文书法，金文和汉简借助科技加以放大，近年来出土的楚简和秦简等，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前人有前人的福祉，后人有后人的运气。书家印人可以凭借自己独到的发现，跻身创造、创新之列。

　　虽然一些时期，印章中的文字与各自所通用的书体不是绝对对应的，但偶尔也会出现巧合，如《尹宙碑》碑额文字与垂笔较长的六朝印章存在某种意趣的暗合。《宝子碑》也有类似情况。对比来看，“宁远将军章”印和颜约的“零陵太守章”印的文字风格，和《宝子碑》中的文字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可能是潜移默化，也可能毫无关联，就是一种无意的默契。不管如何，文字风格确实存在关联。

　　钱瘦铁以《爨龙颜碑》文字入印的“遵古”很奇特，缜密不难，难在疏朗，韵味不减，空灵生色，可谓艺高人胆大。

　　最出色者当推简经纶，不但以“二爨”文字入印，而且所选词语含义丰富，如以《爨龙颜》文字入印的“仰宗三民”，还有以《宝子碑》入印的“当保南岳”“沧浪濯缨”。“仰宗三民”这方印与后两方印的风格似又非似，看来作者对这些系列的碑刻已经融会贯通，故而得心应手。

　　吴子复以《宝子碑》文字入印的“明伯之印”工稳一些，借助“十”分栏，少了恣肆的意味，不但印化，而且做到“我化”。钱君匋的“佩韦”一印有些削足适履的意思，有意识地选择了此二字入印，呼应明显少了。像简经纶的印章，印文、边款、情境和寓意可以完美结合起来，就像邓石如的“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印和吴昌硕的“明月前身”印，印文与边款完美结合，故而有丰富的意境和内涵。名碑刻文字入印有三大优势：一是保持原有体式，借助原本极强的风格，转变为印章风格，令人印象深刻。二是墓志和摩崖是刻出来的，用刀和篆刻刀法有默契之处，先书而刻，未书而刻，书而刻变，这些特点在篆刻中都会体现出来，即使是风化，也有相通之处，可以互通体悟。三是碑刻文字缩小之后，直接能在边款中体现出来，这在后文还将进一步探讨。碑刻系统的取法不离八字：篆隶相参、隶楷互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