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期间，章士钊给毛主席写的信

　　政协是“政协委员之家，民主人士之家”。此话出自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张执一同志之口。

　　那是在1956年，全国政协礼堂建成后，一次一位民主党派负责人要进政协礼堂受到盘阻，对此他十分不满。张执一同志得知后批评说：“政协就是政协委员之家，民主人士之家，连民主党派领导都不让进，这像什么话。”他要当事人及其有关领导必须当面道歉，并做深刻检查，引以为戒。

　　在今天看来，这句话虽然并不是对人民政协性质、作用的概括，但是，回顾一下这些历史故事仍是具有价值的。

　　在人民政协成立65周年之际，我们请全国政协机关的老同志回忆亲身经历的人民政协发展的故事，与后来者共勉。

　　在政治上解除顾虑

　　1957年下半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心情压抑，不敢讲话，特别是不敢讲真话。此后一段时间，国家在经济上面临1949年以来最严重的困难。

　　正是在这时候，毛主席在与政协副主席陈叔通的一次谈话中引用了《礼记》上的一句话“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提出现在要贯彻“弛”的方针，以调整几年来阶级斗争的紧张关系。人民政协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统一战线政策积极贯彻“弛”的方针，做了很多工作，消除政协委员、爱国民主人士思想顾虑，引导走出困境。

　　首先在全国政协学习委员会直属组学习会和各工作组座谈会采用“神仙会”的方法，实行“三自”、“三不”。“神仙会”是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的一次会议上讲的，是对党内而言。其特征就是“三自”：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三不”，即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鼓励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

　　此时周恩来主席在政协的多次讲话中指出：人民政协“今后要多开展学术性的报告和讨论”，“可以同时提出各种不同意见”，“藉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

　　为配合促进“双百”方针的贯彻，政协于1961年11月创办了“双周讲座”，分别由各工作组主办，在两年多时间里共组织双周讲座37次，内容从国际问题到国内经济、政治、科技、文教等各领域。讲座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多为学术界有争论，又为各界关心的问题。如史学界关心的历史分期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历史上民族关系问题等。

　　这一时期的各工作组也采用神仙会方法，十分活跃。据统计，从1960年政协二次会议到1962年三届三次会议期间，各工作组共组织各种座谈会和报告会340多次。这些会提出“自由出席，自由议论，不作记录，不作结论”的办法，以解除顾虑，敞开思想。

　　那时各工作组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发扬民主，听取意见和建议。委员和有关人士参加讲座和讨论十分踊跃，平均每次活动有700余人，礼堂各会议室常常座无虚席，讨论问题十分认真、热烈，气氛活跃，常常因为要求参加座谈讨论的人多，会议室不够用，就用屏风把礼堂各休息厅隔开当会议室使用。一时间政协直属学习组、各工作组、联络委员会积极开展各种活动，如学习座谈会、专题报告会，还有各种联谊活动频频举行，形式新颖，议题广泛，参加活动的委员、党外人士越来越多，大大活跃了当时的政治气氛。

　　在生活上多多照顾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人民政协对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在生活上给予了尽可能多的照顾。如成立服务科，在市场供应紧张情况下，全国政协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要求，在生活上对非中共的政协委员给予照顾，例如发给特殊供应证，帮助委员购买紧缺物品；从1960年开始，每年暑期组织部分由政协供给的委员和党外人士到外地休养；新年期间宴请并慰问政协委员中70岁以上老人；春节期间招待已故委员、党外人士的夫人；年终还对生活有困难的委员送钱送物。上述一些措施至今还在延续着。

　　与上述措施同步，人民政协还在政协礼堂积极筹备文化俱乐部，设置小吃部、茶点部、商品部、理发室、浴室、健身房、保龄球房、台球房、书画室、阅览室、棋牌室等，还定期不定期地组织各种戏剧晚会、电影晚会、小型文娱活动、舞会等。1960年后陆续发出的文化俱乐部出入证有1000多个，发证范围包括在京政协委员、党外人大代表、各民主党派中委、候补中委、工商联执委、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文史馆馆员、己故委员和代表的夫人、政协文史专员等，几乎囊括了党外高层人士。

　　那时到政协礼堂参加活动的人很多，他们把人民政协和政协礼堂称为“委员之家”、“民主人士之家”，有些委员几乎整天就在政协礼堂活动。不少委员和爱国民主人士就是把政协当成自己的家，他们关心政协的事业，在筹备文化俱乐部时，郭沫若、陈半丁、刘海粟、溥雪斋、潘天寿、华君武、黄胄主动为政协题诗作画，可惜这些作品很多在“四清”和“文革”中当做“四旧”流失了。余心清、李文杰委员帮助培训礼堂工作人员如何做好服务工作、会计工作。邓季惺委员(民建成员)、郭秀仪委员(农工党成员)主动下厨房做自己拿手菜，如四川泡菜、罐罐鸡等，让委员在小吃部品尝。赵君迈委员(无党派)自告奋勇在舞会上教委员跳交际舞，侯宝林委员亲自主持笑的晚会，把自己尚未出炉的相声段子拿到政协来说……这些给政协活动增添了很多情趣。

　　与民主人士共渡难关

　　在三年困难时期政协上述工作，既联络了感情，又增进了团结，使政协委员和爱国民主人士与党始终团结一致，对共渡难关起到了积极作用。即使当时受到批判的委员也不拒绝到政协来，曾被看做是“另类”的梁漱溟，在直属组学习屡遭批判，他照来不误，每到学习间歇，他都在礼堂二楼休息厅神态自若地打太极拳。罗隆基委员是最爱跳舞的，57年反右后他不来跳了，张执一副秘书长问他为什么不跳了，他说“我是右派，谁还愿意和我跳呢？”张执一听了立即让礼堂领导为他找了舞伴。

　　1957年反右斗争中，正处于艺术巅峰时期的女高音歌唱家张权也被错划为右派，1962年时任政协主席的周恩来总理给她平了反，把她从东北调回北京，并在政协礼堂三楼大厅为她举办了专场音乐会，这是政协礼堂有史以来第一次举办的专场音乐会。这是总理在抚慰、医治一位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艺术家的心灵创伤！张权委员后来每每提及此事就热泪盈眶，不能自已。在总理去世后，她在自己的保留节目中增加了一首怀念总理的颂歌。

周总理拟的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

　　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委员在自己家里受到红卫兵冲击，尽管那时政协已停止办公，他们还是纷纷打电话到政协来要求工作。有一天秦德君委员被红卫兵追赶要破“四旧”，她从家里一直跑到政协机关秘书处，躲过一劫。那时被安排到人民政协担任文史专员的原特赦人员，包括已安排为政协委员的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廖耀湘等，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他们的住处不断受到红卫兵的骚扰、冲击，他们主动找到政协，要求每天到政协“上班”，打扫卫生，管理花草树木，杜聿明后来还成了嫁接果树的一把好手。沈醉原住在离机关不远的地方，也是由于他的身份特殊，为了他的安全，在机关住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给他安排到机关后楼居住。他们这一批人士在以后的日子里，不仅为政协文史资料的撰写、审稿、征稿工作作出了贡献，而且还为祖国的统一事业发挥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