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澳督亦近亦远的交往

　　1993年3月1日，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澳门基本法（草案），在送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前，我曾受委托向澳葡政府通报澳门基本法（草案）的有关情况，交换意见。当时，韦奇立很重视，在他的会客厅亲自与我交谈。听完我介绍基本法草案后，韦奇立说：“澳门基本法的制定很重要，是澳门的大事，我一直很关注，每次公布的征求意见稿和这次通过的草案文本，我都仔细看过，对基本法的框架结果表示赞同，并对起草委员们的吃苦耐劳和认真负责的精神表示敬佩。”随即，韦奇立问我：这是不是最后的文本？还有没有修改的余地？我已听出澳督话中有话，便说：起草委员会已经正式通过澳门基本法（草案）文本了，不会再作修改，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能否审议通过，那是人大的权力，我个人估计是会通过的。

　　我觉察到韦奇立的脸色变得有点儿严肃。他思考了片刻，说：“那我就直言了。葡方一直很关心澳门基本法的起草，也提出过一些意见或建议，有的还被采纳了。今天，副社长先生能向我介绍情况，是对葡方、对我本人的重视和尊重，我很感谢。如果基本法文稿还能修改的话，我觉得序言写得不好。第一句话说澳门是中国的领土，这没有问题。而紧接着的第二句就说葡萄牙占领了澳门。‘占领’两个字，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违背了今天中葡两国的友好关系。中方领导人一再声称，解决澳门问题不算历史旧账，着眼未来，向前看。而澳门基本法序言一开头就表现出要算历史旧账的架势。1999年，我和我的同事都会离开澳门返回里斯本，而大批土生葡人怎么办呢？他们将成为‘侵略者’的后代，随时会受到惩罚，遭打击报复。他们的日子会很不好过，这是不公平的。如果把‘16世纪中叶以后被葡萄牙逐步占领’这句删除，序言就很完美了。”

　　我说，澳门基本法的序言虽然很短，只有345个字，但内容却很丰富。我强调：16世纪中叶以后被葡萄牙逐步占领，这是历史事实，无需争辩。长达400多年的历史，用“逐步占领”4个字一笔带过，既叙述了历史的真实面目，又充分体现了不纠缠历史旧账、维护中葡友好的格局。序言中用的“占领”两个字，是相当中性的词汇，而没有用“侵占”、“侵略”一类强烈的字眼。我说，能想出用“占领”这样中性的、温和的字眼概括澳门400多年恩恩怨怨的历史，是起草委员会的高度智慧和良苦用心。做到这一点并非轻而易举，更谈不上有日后打击葡人的伏笔。

　　澳督频频点头，便止住了这个话题。不过，他又提了第二个意见，说基本法没有明确未来澳门不设死刑，这是倒退，将会引起社会的议论、人心的不安。我作了回应：“关于设死刑或不设死刑的问题，在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会议上多次讨论过，大家认为死刑是一种刑罚概念，有没有死刑作为一项刑事政策，属于刑事立法的范畴，应由特别行政区自行决定，并将决定反映在刑法典中。如果刑法典没有规定死刑这种刑罚，那就自然废除了死刑。总之，1999年后，澳门有没有死刑，这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事务，要由特别行政区的刑法典来作决定，中央不会干预。”韦奇立一听，脸上露出了笑容。

　　我与澳督之间尽管有些大是大非上的摩擦，但是并不影响两人的私人交往。1998年夏的一天，韦奇立曾提出请我教他练太极拳，希望我能抽时间到他办公楼的后花园教他。我只是谈了一些有关打太极拳的好处，始终没有明确表示教还是不教，更没有说什么时候开始授课。说实在的，从内心讲，我乐意接受这个差事，但是我那个时候频繁出入澳督府后花园，一进一出就是小半天，太引人注目了。我与澳督的个人关系本来就很好，一下子变成师徒关系，这对今后双方有些问题的谈判、交涉、争议会否带来不便，会不会使澳督为难？我不得不考虑，左思右想，我难以下决心接受这桩美差。我自己拿不定主意，也没有向有关人士请示报告，一直没有给澳督本人一个明确的回话，这事就这样不了了之。时至今日，我难以忘怀，总觉得有点失礼，又无可奈何。

　　“红花配绿叶”佳话

　　时间迈进1999年，意味着澳门回归祖国的日子一天天接近，政权交接、迎回归、庆回归的准备工作加紧筹划。

　　当时，澳葡政府正为政权交接仪式兴建场馆，而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的宣誓就职及特区政府成立的会场选在什么地方还未确定。在一次新华社内部会议上议论时，我提出可利用综艺馆，但要重新装修，几位领导都表示赞同。没过多久，我接到指示回京参加钱其琛在中南海召集的会议，议题是有关澳门政权交接和特区政府成立的准备工作。鉴于香港回归的经验，与会者都认为政权交接和特区政府成立在不同的场地举行为好，有利于布置、筹备。我简要地汇报了澳门的情况，并建议利用综艺馆为特区政府成立的主会场。钱其琛同意了我的想法，并提出由中央财政拨专款装修综艺馆，不强调钱数不能超支，如果超支了也不能再向中央申请追加。后来，我们100天内装修了综艺馆内部，改建了外部，而且把地下一层各房间、走道、卫生间、楼梯等全面装修一新。

　　我在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和后来的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筹备委员会都是专职人员，对上对下联络、协调的事务比较多，都是按照中央的要求行事。

　　在征集澳门区旗、区徽时，共收到设计方案782幅作品。经过筹委会几次评审，选出区旗、区徽各3幅。有一次，筹委会副主任钱伟长找我，建议澳门区旗、区徽以绿色为底色。钱伟长的理由是澳门周边环水、绿色生态好，加之澳门以和平的方式回归，绿色又是和平美好的象征。他希望我把他的意见向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姬鹏飞进行汇报。

　　我给姬鹏飞汇报后，姬鹏飞沉思了一会儿，说：“如果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的旗面用红色，与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保持一致，当然没问题。但是谁也没有规定特别行政区区旗一定是红色，或什么别的颜色。他的想法和意见我都明白了。这件事还有时间，多听听其他委员，特别是澳门委员的意见。”随后，姬鹏飞自言自语一句：“国旗是红色，区旗是绿色，红花配绿叶。”这时，我琢磨姬老对这一方案心里有了底。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上，钱伟长的建议获得了委员们的赞成，大家投票通过了区旗、区徽方案。

　　1999年12月19日，中国国家主席和葡萄牙总统先后到达澳门，出席当晚的政权交接仪式。按照惯例，两国领导人到达之前，从机场通往下榻的宾馆，从宾馆通往政权交接仪式的会场，沿路电线杆上装有中葡两国国旗。17日，我接到内部的紧急指示，要我与澳葡政府有关方面商量，务必在20日天亮前把葡国国旗取下，换上特区区旗。为此，我紧急约见一位政务司官员协商，他听后表示同意中方的想法，因为涉及20日凌晨政权交接已经完成，他已手中无权，也不便于事先交代政权移交后要做的事，他建议我直接与澳门市政厅主席麦健智商讨解决。我完全理解这位政务司官员的心意，随即到市政厅会见麦健智。

　　我说明来意后，麦健智回应说：“我很赞同中方的想法和建议，只是工作量很大，时间太紧。而且我只能负责澳门半岛的事，从机场到大桥，包括整条大桥的装饰任务是由海岛市政厅负责，须同马家杰主席商谈。不管怎样，澳门半岛的事我负责处理好。”于是，商定换旗的最佳时段是凌晨4至5点，因为这段时间记者们忙于发稿工作，人们都抓紧时间睡觉，街上行人稀、车辆少，工作方便，也不会引起围观、拍照。我很高兴，两方达成了共识。

　　15年来，澳门不仅实现了法理的回归，而且更实现了人心的回归。我在澳门曾生活了10多年，很高兴能为澳门服务。我渐渐熟悉了澳门的生活，喜欢上了那里的街道，也喜欢上了那里的美食。现在，每每提到“澳门”这两个字，我仍会心潮澎湃……

　　宗光耀，1937年出生于陕西定边，1964年毕业于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先后在中国驻芬兰和驻爱尔兰大使馆、外交部西氏公司工作过，曾任原国务委员兼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姬鹏飞秘书、新华社澳门分社副社长、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出任过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澳门政权交接和庆祝活动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出席澳门政权交接仪式中国政府代表团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