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5年1月下旬召开的国务院吹风会上，面对众多国内外记者有关我国货币政策、金融监管等诸多提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对货币政策、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以及存款保险等多个话题进行了解读。2月2日，在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时，潘功胜并不讳言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异常复杂的当下，作为货币政策制定者和金融宏观审慎监管者所面临的挑战。“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一种手段，如何在这些问题之间把握平衡，既是一种技术，也是一门艺术，既要保持定力，也要主动作为。”

　　货币政策：保持定力主动作为

　　从人民银行过去一年来的工作节奏不难看出，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异常复杂的背景之下，人民银行在金融促进实体经济发展、降低融资成本、促进调结构、转方式以及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方面，是“蛮拼的”。

　　对于去年人民银行的工作，潘功胜点了赞。在他看来，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换为目前的中高速增长，经济运行特征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同时，大家对经济形势的认识也并非一致。在这种背景下，把握好各要素之间的平衡、正确运用货币政策并非易事。“过去几年，人民银行不断创新宏观调控思路、方式和工具，瞄准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在加强预调微调的同时，加大定向调节力度，比如针对小微企业和‘三农’金融需求，加大再贷款、再贴现调节力度，实施定向降准；同时把货币政策调控与深化改革紧密结合起来，全面深化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存款保险制度等金融改革，寓改革于调控之中。所有这些，都是要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更充分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金融如何更好地在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防风险之间寻找平衡，需要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经济增长不太好的时候，往往就会有声音要求货币政策“放水”，希望人民银行降息、降准；等到经济稍热一些，通胀率或资产泡沫上去了，也会有另一种声音，认为央行“票子”发多了。这些周期性因素过去就存在，现在又处于三期叠加、调结构促转型的特殊阶段，国际上不确定性因素也较多，情况就更复杂。“我认为，这里的关键是如何把握好度。既不能坐视经济过度下滑无所作为，也不能因为月度、季度之间的一些小波动惊慌失措，失去定力。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一种手段，如何在这些问题之间把握平衡，既是一种技术，也是一门艺术，既要保持定力，也要主动作为。”潘功胜这样表示。

　　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为12.2%，控制在年初设置的13%目标之内。2014年12月，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6.77%，同比下降0.42个百分点。其中，小微企业贷款占比环比上升4.7个百分点，农户贷款同比增长19%，超过全部贷款增速6.7个百分点。对此，潘功胜表示，“这说明货币政策总体上保持了松紧适度，兼顾了总量稳定、结构优化和防范风险”。

　　金融创新：效率与风险的平衡

　　近两年来，中国的金融创新飞速发展，这也考验着监管者的智慧和策略。在谈到这一话题时，潘功胜以当前人们较为关注的互联网金融为例说，“近年来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发展，在提高金融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提升金融普惠性以及促进民间融资阳光化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无论是对现有的金融机构，还是对金融创新业态，监管者都会站在中性角度和金融运行规律上去看待问题，需要在创新、效率和风险之间寻找均衡，既要鼓励金融创新、鼓励其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又要控制好风险。”

　　具体来说，“互联网金融分为几种业态，包括第三方支付、P2P、众筹融资，也包括银证保、资产管理公司等通过互联网进行的金融产品销售。这些业态性质不同，法律关系也不一样，监管会把它们区分开。这方面国务院已经有了明确分工，一行三会都有任务，目前人民银行牵头制定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也将尽快出台。”潘功胜表示。

　　他同时提出，对监管者而言，管好百态各异的金融创新同样面临挑战，也需要时间去观察和分析。“但互联网金融毕竟还是金融，没有改变金融的本质属性。是金融就要关注风险，而且这种风险的外溢性很强，国际上，对于金融尤其是吸收公众资金的金融监管都是严格的。尽管互联网金融分不同业态，管理方式也会不同，但不论金融机构还是互联网企业，只要做相同的业务，监管的政策取向、业务规则和标准就应大体一致，不应对不同市场主体的监管标准宽严不一，引发监管套利。”

　　从“让子弹飞”到“红线底线”论，再到当前被多次提及的门槛论和严格监管，对于以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金融创新而言，未来的监管力度是否会伤其“筋骨”？对此，潘功胜表示，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以P2P网贷平台为例，如果平台仅扮演信息中介———也就是为借款方与出借方搭建一个交易的平台，监管层可以对其实施‘弱监管’。但如果平台从事了本应受到严格监管的金融业务，风险度高、受众面广，就必须纳入现有金融监管框架，按照现有的金融监管规则监管。这种监管是公平的，不会因为你把线下业务搬到线上就会有区别。并且，这种监管可能并不局限于所谓的资金托管，或许还会有适当的市场准入和分级监管。相反，如果你仅仅是用自有资金开展业务，或只是一个信息平台，非不吸收公众资金，监管力度就会相应弱一些。比如小贷公司，按注册资本的比例给小微企业和农户贷款，不涉及公众存款，在准入标准、监管强度等方面就会有所区别。同时要在评级基础上实施分类监管，好的小贷公司可以扩大融资杠杆，形成正向激励。”潘功胜这样说。

　　普惠金融背景下，实体企业贷款也要适度

　　在中国发展普惠金融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近年来，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到金融部门，在推动普惠金融方面都投入了不少精力，也给了不少政策，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这个问题似乎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潘功胜对此表示，金融服务小微、“三农”面临的问题，需要从多个层面来解决。“从宏观经济角度看，过去，中国经济增长结构以投资、出口为导向，地方政府融资、房地产融资、大型国企融资占用了大量的社会资金资源；同时，这类机构又对资金价格不敏感，对小微和‘三农’融资的挤出效应不容忽视。换句话说，如果不改变地方政府的融资行为，不改变国企的‘预算软约束’，不改革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这些部门的融资行为依旧不会理性，也依旧会把小微企业和农户融资需求‘挤出去’。”

　　从微观角度看，商业银行是逐利的，也需要严防风险。而小微企业和涉农信贷运营成本、风险水平都偏高。潘功胜表示，要调动起银行服务的积极性，站在国家层面，需要有政策安排，在财税、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等方面形成正向激励。这方面政府背景的信用担保体系也要发挥作用，降低信贷风险水平，弥补风险溢价，正向激励银行开展普惠金融业务。

　　从金融机构自身层面说，潘功胜表示，中国资本市场发展、金融市场对内对外开放、要素价格改革，包括潜在增长率下降等，都会压缩金融机构盈利空间，这就需要金融机构重新审视发展战略。事实上，“农村金融、小微企业金融等微型金融市场需求巨大，金融机构实施战略转型以及全方位调整优化资产、业务结构有广阔空间。这一过程中金融机构如果能把服务方式创新、风险管理技术、业务交易成本控制等做成强项，形成核心竞争力，未来竞争中就可能比别人站得更高。”

　　当然，实体经济自身的健康发展和新增长点的培育，也是提高资金可得性、降低融资成本的重要因素。“正如企业借钱发展要有度，金融扶持实体经济也要有度，否则同样会造成不良后果。金融危机刚开始后，由于宽松的融资环境，一些企业获得贷款过于容易，部分企业不用这些钱搞实业，反而搞起了房地产投资和违规的金融业务，或者过度负债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可以说，过度融资把一些企业送上了不归路。以温州为例，一些企业走向破产，问题的本质就在于产业创新升级跟不上时代步伐，部分金融机构的责任则很可能是放松信贷标准和过度放贷，对一些不符合贷款条件的企业，搞一些复杂而又不真正有效的担保链条，既推高了融资成本，也会导致资金配置扭曲，最终反而放大了风险。”

　　“从国际经验看，发展普惠金融最重要的，可能并非融资条件的过度宽松，而是征信等外部环境的改善。”潘功胜表示，“政府以及各方面应加大信息公开力度。未来中国征信行业会有较大发展。今年初，人民银行要求8家机构做好个人征信业务准备工作，这些机构未来也将提升小微企业和农户实现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

　　此外，现在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多发展一些民营银行，借此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给小微企业提供服务。对此潘功胜表示，应该站在更高层面看待民营银行：“民营银行也是商业银行，只不过是由民营资本发起设立的。在我看来，在进行市场准入监管时，对待资本应该是公平的。不管是国有资本、民间资本还是外资，只要符合一定条件，就可以成为银行股东。这里涉及金融机构监管模式的转变，现在的监管模式是‘严市场准入、宽事中监管、无退出制度安排’，我认为这种模式要改成‘公平市场准入、严格事中监管、制度化市场退出’，为丰富金融机构类型、增加竞争性金融供给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