厅官 多起案件线索因巡视被发现

　　据法晚记者统计，29省份2014年被查处的地厅级干部至少有654人。

　　广东2014年查处的地厅级干部达95人，居全国首位。其中正厅级干部27人，已经和即将移送司法机关37人。

　　被查出的正厅级干部包括茂名市委书记梁毅民、省委组织部原副部长林存德、深圳市政法委书记蒋尊玉、阳江市政协主席韦丽坤等。

　　在查处“灯下黑”问题上，广东也力度很大，共计查处汕头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邢太安，梅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李纯德等32起违法违纪的纪检监察干部。

　　从数字来看，与2013年相比，各地案件查处力度明显加大。如，广东去年查处的厅级干部数量是2013年的2.5倍；云南2014年查处厅级干部数量同比增长192.3%；内蒙古2014年处分厅级干部数量同比上升了254.55%。

　　值得注意的是，河北省2014年在查处的省管干部的数量则是暴增。2014年，河北省纪委对涉嫌违纪的省管干部已结案处理和正在立案审查的39人，“查处省管干部贪腐类案件超过前10年总和”。

　　2014年各省落马的厅官，有不少人是因巡视被发现的。如湖北省查办的43件市厅级干部案件中，余红星、涂维发、朱中华、刘建军、张延臣等案件就是通过巡视发现的。贵州省查处的21名地厅级干部中，省地矿局原副局长罗其方、贵阳市原副市长吴军等省管干部问题线索也都来自于巡视。河南查处的40名厅级干部中，有9人问题是通过巡视发现的。

　　此外，安徽纪委在1月20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未公布查处的干部数量和厅级官员数量，列举了2014年被查处的7名正厅级官员。上海市纪委去年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039人，未公布查处的厅级官员数量。四川、重庆也未具体公布查处厅官数量。

　　多省加大反腐力度

　　四川立案处分创近20年新高

　　除了河北查处省管干部贪腐类案件超过前10年总和外，多个省份在2014年案件查处上“刷新纪录”。

　　在北京市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北京市人大代表、市纪委书记叶青纯在参加石景山代表团审议时说，2014年，北京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立案1424件，给予党政纪处分1268人，局级干部26人，处级干部246人，科级344人。

　　“1268位官员受到党政纪处分，创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纪录！”叶青纯表示，今年将重点查处“小官巨贪”案件，加大对国企负责人的监管。

　　在周永康曾经主政的四川省，十八大后最先有“老虎”落马。十八大后，四川原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四川原省文联主席郭永祥、四川原省政协主席李崇禧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调查。数位省部级官员被查，犹如吹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一大批贪腐官员纷纷落马。

　　据四川省纪委统计，2014年四川纪委立案12893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3445人，同比分别增长29.7%、27.8%，这些指标已创近20年来新高。

　　山西66人被清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

　　同样刮起反腐风暴的还有山西省，数名省部级“大老虎”落马。去年9月底，中央纪委常委、监察部副部长黄晓薇空降山西，作用立竿见影。昨日结束的山西省纪委全会的报告就指出，“2014年9月以来，省纪委转变办案理念、办案方式，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截至12月底，已结案处理和正在立案调查的案件53起，涉及省管干部36人，其中厅级干部26人；处理党员干部28人”。

　　山西纪委报告中还对多名厅官进行了点名—“特别是严肃查处了运城市委原书记王茂设、大同市委原书记丰立祥、忻州市委原书记董洪运、省国土资源厅原厅长李建功、省煤炭厅原厅长吴永平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

　　值得一提的是，新纪委书记黄晓薇到任后，山西纪委频频向“自家人”开刀。2014年，山西省共处分违纪违法纪检监察干部189人，有66人被清理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其中，9月至12月底，处分106人，清理56人。

　　河南省在2014年查处22039人，其中厅级干部40人。据河南纪委介绍，2014年向省纪委和省委组织部移交问题线索447件，向被巡视单位移交问题线索7736件，是巡视工作开展10年以来发现和移交问题线索总和的20多倍。

　　专家解读 地方纪委反腐 2015年更给力

　　2014年以来，多名纪检工作经验丰富的中纪委官员“空降”地方任职。十八大之后，省级纪委官员的选任已有中纪委“空降”、地区间异地调动、从纪检体制外选任等多种形式。从各地晒出来的“反腐成绩单”也可以看出，效果显著。分析人士称，在中央打“老虎”保持高压态势的情况下，地方打“苍蝇”也进入了提速期。

　　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的王文章副教授说，此前地方纪委书记由于长时间在一地任职，在查办当地一些重大腐败案件时或迫于领导架构，或碍于同僚面子，常常有所顾忌，难以突破“关系网”、“人情网”的困扰。一些地方大案要案的彻底查办，多数需中纪委直接介入。

　　北京大学廉政中心主任李成言教授接受《法制晚报》记者采访时说，目前纪委监督体系仍存在“上紧下松”的问题，即中央及省级纪委监督权威性较大，且具有相对超脱性，而越是到地方纪委，尤其是基层纪委，其监督权存在相对弱化的趋势，基层纪委的监督办案工作受限性要明显高于上级纪委。

　　2014年，多省纪委书记由中央或外地“空降”，地方纪委书记不再担任省（市）委副书记、改任常委等“新闻”频频进入民众的视野时，引来了一片叫好之声。王文章分析，此举最直接的效应便是“人际隔离”，有利于地方纪委书记“独立观察思考”、“独立决策断案”，免去人事人情干扰。

　　另外一方面，地方纪委的改革也在稳步进行当中。“我认为，地方纪委的反腐体制改革如果顺利，对于反腐工作的推进是巨大的。”李成言说。

　　王文章认为，随着纪委改革和地方纪委书记调整，“2015年各个地方纪委在反腐力度、强度、速度上较以往都会有更大的提升，反腐将大有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