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老人一再请求“一定要把我们的情况向上反映给领导”，“帮帮我们”。

　　刘桂花的儿子不管她，好在嫁到邻村去的女儿“很孝顺”，常来给她送点吃的。即使住在冬如冰窖、夏如烤箱的铁皮房中，这名老人也不愿走进养老院。

　　调查显示，有儿女的老人，即便出现儿女不孝等各种原因，6成老人也选择居家养老。他们多数人对养老院有抵触情绪。

　　“我有儿有女，不去养老院！”广东普宁市一个富裕村子里戴金手镯的老人说。

　　当然，还有一部分人则表示“没钱”。调查发现，超过半数的老人不接受养老院，多数认为那是孤寡老人去的地方，经济不能承受、不自由、不光彩、去了怕子女被指责也是重要原因。

　　据调查，一半以上的乡镇拥有养老院，近五分之三的乡镇拥有老人活动室。

　　“摆设！”张雄拍着沙发扶手大声说，“有摆设比没有摆设好，因为是进步。”他认为，那些挂着铁锁的活动室至少说明了一点，仅有场地还不够，还需要进行组织。

　　和“摆设”相比，广东普宁市一个集体经济发达村子的状况就相对可观很多。村里修建了农村公园，可以游泳的水渠围绕着假山。村里在广场上举办过老人投篮比赛、聘请专业教练教授过太极拳。老人们可以在村里的宗祠喝功夫茶，出自该村的企业家还向村联防队捐赠了巡逻用的摩托车。

　　“其实很多问题都是用钱可以解决的。”刘长喜说，他认为农村养老的根本出路是以地养老，归根结底就是让从土地中获取的收益更多地转移到农民手中。

　　然而调查发现，尽管半数以上的农村老人依然如“老黄牛”般在土地上耕种，只会让土地长庄稼的他们却已经难以收获财富和地位了。更多的地方政府从农民手中拿过土地，“种”出了楼房和企业。

　　问卷以外，刘桂花以为学生是政府派下来了解情况解决问题的，为此激动不已。她并不是个例，很多老人搞不清楚学生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区别，一再请求“一定要把我们的情况向上反映给领导”，“帮帮我们”。

　　这些农村老人，有的建议公办养老院由政府出资，老人免费入住；有的老兽医拿出自己手写的诊断家禽疾病的方法，希望学生带到城市拿给专家看看；有的老人自力更生，希望自己的养猪场越办越大，以后改建成养老院，这是他的“梦想”。

　　在张雄看来，这些守在土地上的老年人是中国最后的农民、最后的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他们忍辱负重、逆来顺受，习惯被剥夺、不知如何表达。他们“用自己的忍耐来维护家庭、家族以及村里的荣誉”，“把村支书、村长的意识作为自己的意识，关于自己的理解是微不足道的”。

　　“中国农村传统的土地制度、劳作方式、大一统血缘关系正在被打碎，未富先老的中国农民正经受着巨大的心理紧张和焦灼。”张雄说，他们在意自己是否“中用”，担心家里的荒地和城里的儿孙，他们没有“满意”的衡量标准。但对最切身的养老问题，他们却并不十分在意，“就像太阳升起、月亮落下一样自然”。(本报记者 陈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