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4日，正在德国波恩召开的第39届世界遗产大会尚未结束，已经传来好消息：我国湘鄂贵三地联合申报的“土司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申办成功的意义，我觉得不在于项目又增加了多少稳居多少位，也不在于哪个省份实现了世遗零的突破，而在于土司制度进入公众视野之后，可能被了解、被认知。

　　“土司遗址”是土司制度的物质遗留，但什么是土司制度，不少人恐怕闻其名而未必知其实。有权威媒体报道说，这一制度见证了古代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对西南山地多民族聚居地区独特的管理智慧。恰巧本次联合申报的三处遗址分别是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湖北恩施唐崖土司城遗址和贵州遵义海龙屯土司遗址，地理方位正在西南，所以不明就里的人会以为土司制度只存在于西南。实际上土司制度还存在于西北，《清史稿·土司列传》中就有“甘肃土司”这一卷，用干隆时大臣杨应琚的说法：“西宁土司计十六家，皆自明洪武时授以世职……迨至我朝，俱就招抚……今已百年，输粮供役，与民无异。”

　　土司也称“土官”，正式出现于元朝。《元史·职官志》在说到“诸蛮夷长官司”时这样记载：“西南夷诸溪洞各置长官司，秩如下州，达鲁花赤、长官、副长官，参用其土人为之。”说白了就是“以土官治土民”，按等级分为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等武职，和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等文职，且官职世袭。这里的“土”，对应的不是“洋”，外国的或外国来的，而是“流”，流官由中央政府委派，有一定任期，期满调任，所以废除土司制度的政策叫做“改土归流”。

　　我国现存百余处土司遗存，本次申遗成功的三处遗址仅仅是其中的缩影，但它们的类型、规模、价值内涵最具代表性，相互间的整体组合又共同体现出了土司职级体系、土司管理特点等社会文化完整背景。而土司制度所覆盖的地域要广泛得多，《明史·土司列传》中，分湖广土司、四川土司、云南土司、贵州土司和广西土司，其中云南土司、广西土司各有三卷，四川土司也有两卷。以我目前的视野所及，三处遗址中的贵州遵义海龙屯土司遗址，经历最为惨烈。遵义在明朝叫播州。《明史·神宗本纪》载，万历二十五年（1597）七月，播州宣慰使“杨应龙叛，掠合江、綦江”。贵州巡抚江东之屡遭败绩，直到万历二十八年（1600）六月，总督川、湖、贵州军务的李化龙率八路大军才攻克海龙屯，杨应龙“与二妾俱缢”。结合《明史·李化龙传》，可以还原不少战斗的细节，甚至连杨应龙的对白都有，活灵活现，如其顿足叹曰：“吾不用（孙）时泰（杨应龙军师）计，今死矣！”《明史纪事本末》中的“平杨应龙”说得更神，杨应龙“提刀自巡垒，就四面火光烛天，傍徨长叹”，不知给谁看到了；甚至其泣语妻子曰“吾不能复顾若矣”，也不知给谁听到了。无论如何，从唐僖宗开始就控制播州的杨氏家族，历经“二十九世，八百余年，至应龙而绝”。假以时日到海龙屯一游，或能对杨应龙何以敢于自诩“百万雄兵”“半朝天子”有相应的感性认识吧。

　　当然了，去旅游的前提，是它别像我们的某些世遗那样一味做票价文章，令人望而生畏、却步。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在世遗大会上代表中国政府的发言中表示，“土司遗址”申遗成功以后，中国政府将恪守《世界遗产公约》及其操作指南的规定，让中国各民族传统文化得到继承和发展。申遗的实质意义，本在于此。这三处遗址均是土司制度鼎盛时期的物质遗存，反映了土司制度作用下特殊的山地城堡式聚落形态和社会组织特征，而土司制度还有它的“非遗”一面。正是通过土司制度，“齐政修教，因俗而治”，中央政权实现了对西南、西北地区长期有效的管理，既保证了族群文化多样性的传承，也推动了各族群对统一国家的理解和认同。“非遗”这一点恐怕同等重要，不能因为申报世遗成功而忽略。

　　从空中看贵州播州海龙屯飞凤关

　　海龙屯曾是宋、元、明时期西南播州（遵义古称）杨氏土司文化的重要遗存，辖区内以仡佬族、苗族群众为主。1600年，播州第29代世袭土司杨应龙反叛朝廷，在24万明军100多天的围攻下，海龙屯城堡最终湮灭在战火之中。

　　沿着木道栈梯拾阶而上，坐落于海龙屯东部山腰北侧的铁柱关犹如铁柱一般，巍然不可撼，这座修建在坡面度四五十度的雄关险隘，是游人由东北方向入屯的第一道关，在铁柱关拱门左右角柱上，凿有对称圆孔4个，有专家认为这是铁柱关曾设有吊桥的遗存。

　　空中看贵州播州海龙屯飞龙关

　　顺着蜿蜒曲折的屯道，再往上走四五百米，一座巍峨的飞虎关横亘在海拔近1000米的山口间，在飞虎关关隘前，一座总斜长51.5米、整体坡度30度，共有36个步梯的“天梯”，成为飞虎关“险、绝”的标志，而每一级“天梯”高约0.5米，步径宽约1.5米，全部由上百斤乃至上千斤的条石斜砌而成。

　　过了飞虎关，依山而建的飞龙、朝天、飞凤三关龙盘虎踞，这些由糯米汁与石灰黏合巨石构建的古关隘，雄伟壮丽，每一道都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