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深圳一家宾馆内，很久都没能洗澡的思思终于洗了个热水澡，放松地为自己吹干头发。

　　“我恨爸爸”

　　几乎每个与思思接触过的人，都会提及思思的反复、多变，以及说谎。

　　李春生对此表示认同，“思思一反一覆，总是说谎话说得多。”他认为思思变成现在这样，最大的原因就在她妈身上。“孩子每天都跟你在一起，你应该管，为什么不管？整天打牌。”

　　他也承认自己在孩子出事前陪她的时间很少，但从2012年到现在为思思付出很多。李春生感觉思思没有悔改之心，“她每天就好像是在想那些不好的事情。”思思对母亲言听计从，但和父亲说不上两句就开始吵。

　　“我妈说是我爸毁了我一辈子。”思思说，“我也这样觉得。”

　　思思怪爸爸让她把孩子生下来。她突然语出惊人，“我恨我爸，他毁了我一次，又毁了我第二次。”

　　2012年，11岁的思思被人性侵，由于无法确定施害人是谁，李春生坚持让她把孩子生下来做证据。

　　思思第三次怀孕时，也曾想过要把孩子打掉，“可我爸不同意。”

　　李春生担心思思以后可能生不出小孩。而且，这个孩子也是证据。

　　尽管李春生一再表示自己是为了女儿好，但李鼎律师告诉记者，李春生曾流露出只要夏某买房子，就可以让他和思思在一起的想法。

　　今年2月11日，思思曾在朋友圈发出一条消息，“现在我爸爸要我嫁给一个老头，还是一个老师。他叫××，但我一点都不喜欢他。”

　　提及父亲，思思语调激动地说，“他想钱想疯了。他说让夏某给6万，再买个房子，就可以娶我。”

　　李梓琨说，思思一家人有较强的依赖性。尤其是思思的父亲，在和基金会、律师、学校、媒体、警方等各方面交流的时候，几乎每次都会提到家庭经济困难，需要经济帮助的问题。

　　这一点，记者在与李春生的交流中也有所体会，他多次提及手头没有钱，没有地方住等。8月2日，李春生在电话中还委托记者帮忙解决小果儿生活费的问题。

　　“思思一家人非常没有安全感，而他们理解的帮助就只是物质、经济的给予。”李梓琨说，他们也非常需要电话中的安慰、劝勉，需要人不断告诉他们正确的是非判断标准，改变那些错误的、混淆的观念。

　　希望和等待

　　对于思思再次怀孕，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主任张雯很早就预料到。

　　“以众多被性侵女孩的经历来看，这个行为也是她不能自主也控制不了的。”张雯说，思思被性侵时刚刚11岁，这是她价值观形成的一个阶段，而遭遇性侵会造成孩子对自己有一个直接的否定。

　　“被性侵的孩子，有两个极端。一个是像思思这样，被性侵时可能得到了一点承诺，一点夸奖，或者一点钱、一颗糖，她以为就是这样的，慢慢成为一种习惯，总是去接近男性，希望得到一些关爱或是一些物质的东西。还有一种是从此自我封闭。”张雯说，不管哪种情况，社会不能因此认为是孩子活该，矛头也不应该指着孩子。

　　“思思变成这样，很大程度上是外界加给她的。”张雯说，尽管思思也有问题，但问题是出在造成她这样的人或环境上，首先就是她父母的失责，也与那些跟她发生关系的成年人，以及当前的社会环境都有关系。同时，现有法律在对未成年人保护方面尚有很多空白需要弥补。

　　作为一个儿童救护领域的专家，张雯认为，要想真正救思思，就得让她觉得自己是个好孩子，有价值，“但她的父母可能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关爱，她家里还有经济困难，所有的这些外因都非常不利，不利于她改变。”

　　在持续援助思思的两年时间里，基金会一直努力向思思传递这样的信息：“你是一个孩子，所有发生的事情都不怪你，你是有希望的，也有很多好的地方，我们爱你。”

　　张雯讲起一个案例。基金会的志愿者曾去救助一个被亲生父亲性侵的小女孩，小女孩一直觉得自己很脏，不愿与任何人接触，“志愿者第一句话就告诉她，孩子，你是宝贝，你是公主，我爱你。‘孩子的眼泪哗的一下就下来了。”她说，“思思是一样的。”

　　张雯说，这样的孩子改变是非常难的，必须要有人不离不弃地守在她身边。

　　要想真正改好，在张雯看来，即使是最乐观的估计，也可能要十年八年。基金会也做好长期帮助思思的准备。

　　真正改好是什么样子？“恢复到正常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以后有家庭有未来，对自己有很好的一个认同，能接受爱也能给出爱。这样就行了。”

　　张雯说，一旦能够改变，她会有很正面的影响力，也会帮助大量的人，“在我们的志愿者中就有这样的女性。”

　　她希望社会给这些孩子一些时间来改变。在需要的时候，给她们接纳和关怀，“然后要做的，就是希望和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