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禁了之”难以治本

　　青神县禁止“打干亲”的举措，在网上引发热议。有支持者认为，此举可以杜绝“圈子”主义、山头主义。而反对者则质疑，这是形式主义。

　　“总体来说，我肯定他们的做法。”任建明说，官员作为社会管理者，应该明确禁止此种行为。已经建立“干亲”关系的，要对其进行监管，以恰当的方式促使其解除关系。但他同时认为，从反腐角度看，禁止“打干亲”还不是治本之策。“治本之策是，要对官员手中的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任建明建议，青神县除采取公开宣誓、宣传等形式，还需深入调查那些因腐败被查处的官员，看他们中有没有干亲，或干亲在腐败中起着什么作用，然后将这些真实案例拿来做警示，以此推动禁止“打干亲”工作。

　　“我们的真正的目是，要优化政治生态，推进反腐倡廉，实现政治清明，任何措施、政策都只是手段，不应把手段当成工作目的。”任建明指出，既然“认干亲”在青神县具有一定普遍性，以此类推到全国其他地方，是否也隐藏着同样的社会弊病？

　　与任建明一样，田湘波也对青神县公开宣誓不“打干亲”的做法表示赞同。“但是，只做到这一点还不够。要根本解决这一问题，还必须让大家深刻认识到，利用‘打干亲’进行的利益交换，是公私利益冲突的表现，特别是‘裙带关系’的一种表现。”田湘波强调，中国是个特别注重人情的社会，尤其要防止“裙带关系”。

　　近些年，随着一些案例曝光，“干爹”一词被人们视为带有情色消费的贬义词。一些官员假借“干女儿”之名包养情妇，试图掩盖背后的权色交易。记者注意到，青神县出台的“六不准”政策中，明确提到禁止以“干儿女”等方式“打干亲”。

　　对此，田湘波表示，“打干亲”中的认“干爹干妈”方式易导致利益输送，“干爹干妈”可直接或间接地利用公权力为“干儿女”输送利益和好处。现实中，最为普遍的就是“干爹”与“干女儿”的权色交易关系。

　　比如，安徽宣州原市委书记赵增军、首都钢铁公司北钢公司原党委书记管志诚、成都市交通局原局长石全志等，都与“干女儿”长期保持着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贵州省政协原主席黄瑶因严重违纪落马前，被指包养情妇，有多位“干女儿”，且在当地已经是“公开的秘密”。石全志则挪用公款100万元帮助“干女儿”经营按摩公司。

　　随着权色交易的大量曝光，许多人士呼吁将性贿赂纳入到腐败打击的法治体系里。任建明告诉记者，贿赂的媒介非常广泛，但我国法律将贿赂媒介限定为财物，这有很大局限性。“只要是能够满足人的需求、符合人性的贪婪欲望，都可能成为贿赂媒介。”他建议，在完善立法方面，可参照其他国家的普遍做法，将贿赂的媒介修改为“利益”或如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不正当好处”。

　　杜绝公权力私人化

　　在官商圈子里，“打干亲”之所以能流行，原因很简单，就是有个当官的亲戚好办事。一些商人便削尖了脑袋想往官员的“亲戚”行列里钻。

　　例如，工程老板奉某为了承揽工程项目，将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教育局原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屈湘林认作“舅舅”，对屈湘林的服务可谓“无微不至”，逢年过节、庆祝生日，奉某都会向屈湘林送上红包，聊表心意……而讲感情的“舅舅”也对“外甥”关照有加。自2008年屈湘林分管县教育局计财、基建工作以来，奉某共承包教育系统工程项目50个，总金额达377万元，大部分未经过招投标程序。再如，重庆市北碚区原副区长赵文锐给儿子找了一个房地产老板做“干爹”，等等。他们最终都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对于官商勾结问题，任建明说：“官员手中的公权力被私人化，这是一个非常普遍而致命的问题。过去商人圈子里有这样一句话，‘不找市场找市长’。因为政府掌握大量资源，往往找到市长、找到公权力就是捷径。不仅政府采购的项目由官员决定，其他事情如削弱竞争对手实力，增强自我竞争优势方面，公权力都能起到很大作用。”

　　“虽然有政府采购法、建筑工程招投标法，但工程项目招标或土地招拍挂，最后往往都是由官员决定，区别只是其决定权有大有小。所以，导致照章办事走不通，找到实权更大的官员，却是绿色通道。”任建明说，正因为现实的制度和权力的架构存在缺陷，使得权力太好使了，不法商人才都要跟官员建立关系，或“打干亲”。

　　谈到权力构架，任建明进一步解释，权力结构设计一般为金字塔式。科学合理的架构中，顶层不是一个“尖顶”，而是一个存在制约的结构。“而现在的权力模式，还不完全是这样子，所以，会出现越往上越难监督的问题。另外，权力拥有的自由裁量幅度大，造成不仅顶层存在监督难、监督弱，层层都有此问题；不只‘一把手’难监督，在权力体系中，每个官员都会有监督不到的地方。”

　　对于解决办法，任建明认为，首先要将权力的结构性改革作为核心措施；其次，在结构优化过程中，保证监督权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再次，将个人和制度之间分权，更多地把权力的自由裁量幅度交给制度决定。(高鑫 周凌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