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2016年经济工作，笔者认为，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要按照“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改造提升传统比较优势，增强持续增长动力，打一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的歼灭战。

要让积极的财政政策更积极，为稳增长提供强劲资金动力。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安排的财政赤字率虽较2014年的2.1%提升至2.3%，但仍低于3%的国际警戒水平，继续扩大财政赤字势在必行。央行可利用闲置资金增发专项国债或特别国债。筹集的资金既可用于补充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也可直接用于公共投资，实现从宽货币到宽信用的转变。先针对诸如交通、水利、棚户区改造、城市地下管廊等需要中央牵头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发行专项国债，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及偏远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

从地方角度来看，堵后门之后要开好正门，提高地方债发行额度，并做好相应配套制度改革。地方政府债券融资成本低，一般不存在期限错配问题，可适度扩大规模。除了3.2万亿元解振的地方置换债，相比较美国一年近2万亿元解振的市政债规模，2015年我国地方债券6000亿元解振的发行额度规模偏小。当然，释放出更多的地方债用于增量项目建设的同时，配套改革必须同时推进，进一步提高地方政府的财政透明度，尽快编制和披露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

让积极的财政政策更有力度，必须进一步“放水养鱼”：降税减费有助于减轻企业负担，增加劳动者的边际收入，帮助企业渡难关、调结构、增后劲；提高资本的边际回报率，增加企业家固定资产投资与科研投入的意愿；从需求端看，降税减费增加了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而居民部门相对于政府而言使用资金更有效率。

当前企业、银行都存在负面预期，唯有以“超预期”手段来为企业和市场“减负”，才能正向引导企业和市场预期。一是对于新兴行业和高科技行业，尤其是高端装备制造类行业，鼓励企业加速固定资产折旧，减轻税收负担，为创新发展拓展空间，坚决不能给鸟的翅膀拴上铁块。二是加快推进个人所得税由分类税制向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改革。现行个人所得税按收入来源划分为11类，并按相应的扣减额与税率计征，沦为“工薪税”，加剧了收入分配差距。在实施全面二孩的条件下，可对部分所得项目实行综合计征，将纳税人的赡养抚养、按揭贷款等家庭因素计入抵扣范围，补齐民生短板，推动房地产市场去库存目标任务的实现。2014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6.3%，这项改革对于财政收入影响不大。三是降低进口高档商品的消费税，进口高端生活类商品除需要缴纳指定进口关税外，还需缴纳17%的增值税以及30%的消费税。可考虑分类分级调整进口商品消费税，把1万亿元的境外消费更多留在国内。同时，在自贸区和主要城市开设免税商店，倒逼中国相关企业转型升级。

需构建与现代金融制度相适应的监管框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近来频繁显露的局部风险，特别是今年中期资本市场的剧烈波动表明，一个措手不及的金融风险爆发很容易蔓延扩散，现行监管框架存在着不适应我国金融业发展的环节。要统筹协调“一行三会”功能，在现有框架上成立“金融改革与稳定领导小组”，加强对金融风险预案的研判与应对，坚决守住不发生区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着力加强多层次资本市场投资功能，优化企业债务和股本融资结构，着力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重。在股市异常波动之后，推进股票注册制和债券发行交易制度改革的进程不能变，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完善退市制度、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改革不能变，形成包括场外、场内市场的分层有序、品种齐全、功能互补、规则统一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改革不能变。

健全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补充的金融机构体系。更好地发挥开发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在促增长、调结构方面的作用，加大对经济重点领域、薄弱环节支持力度。

推进高收益债券及股债相结合的融资方式。鼓励发展众创、众包、众扶、众筹空间，发展天使、创业、产业投资。创新间接融资服务科技创新方式，银行与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机构投贷联动。防范基于P2P、众筹等平台带来的非法集资风险。

深化农村金融改革，鼓励国有和股份制金融机构开拓“三农”和小微企业市场，提高农村信用社治理水平和服务能力。发展能够高效便捷低成本地提供融资、汇款、结算和支付等基本金融服务的各类金融机构。支持小微企业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扩大中小企业各类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及集合债、私募债发行。支持并规范移动互联支付、小额贷款等创新性、专业性、社区性金融业态发展。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内部控制委员会委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